書房進補(十)：別再「萬物皆可主義」！從董事會的「花瓶」看懂翻譯的深坑

　　我在本部落格裡寫過一篇文章《書房進補(五)：Environmentalism 該譯做環保主義嗎？》文中提醒大家，並非看到 ism 結尾的詞就要一概譯為「○○主義」。今天我們來聊聊另一個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管理學、ESG）中常被誤譯的詞：tokenism。有人把它譯成「象徵主義」，聽起來超高級、很有文藝氣息對吧？但真正瞭解這詞的人聽了，大概也只能給你一個象徵式的微笑。

　　這背後不只是翻譯問題，更是一場關於「權力」、「裝樣子」與「15% 門檻」的大亂鬥。

一、先說說「主義」：它是個有門檻的「俱樂部」

　　在開砲之前，我們先搞清楚什麼是「主義」（-ism）。

　　現在的人很喜歡在詞後面加「主義」，比如「完美主義」、「懶惰主義」。但在嚴肅的學術領域，「主義」不是一種「心情」或「習慣」，它是一個「俱樂部」，進場門檻很高：

1.   它必須是一套「思想體系」：「我覺得環保很重要」只是一個想法；但「環境主義」必須包含倫理、政策、經濟與行動指南。「我今天想吃素」只是一個想法；但素食主義（vegetarianism）則包含對生命倫理、生態保護或健康管理的整套信仰與行為規範。

2.   它必須有「解釋力」：它得試圖告訴我們世界是怎麼運轉的。

3.    它必須有「實踐指南」：它會告訴你「你應當怎麼做」。

　　真正能稱得上「主義」的一套思想或主張，必須說得頭頭是道（縱然未必是真理），有一個連貫的理論架構。所以，隨便把一個想法或行為譯成「主義」，就像隨便把一個寫部落格的人都稱為「作家」一樣，有點過頭了。

二、象徵主義：到底是「藝術魂」還是「社會膠水」？

　　好，那我們來談談常遭誤用的「象徵主義」（symbolism）。這個詞在不同領域的意義完全不同，這也是許多人容易搞混的地方：

1. 人文藝術領域：它是「靈魂的出口」

　　想像你在看一首 19 世紀法國詩人的詩，或者一幅神祕的繪畫。黑色的烏鴉不只是鳥，它代表「死亡」；迷宮不只是牆，它代表「困惑」。這時期的象徵主義是為了反抗寫實。藝術家覺得直接畫出實物太俗氣了，要透過隱喻來傳達內心那種「不可言喻」的憂鬱。

2. 自然科學領域：它是「理性的縮寫」

　　在數學或物理的世界裡，E = mc²。這裡的符號（symbols）追求的是去歧義化。科學家不跟你談憂鬱，他們要的是精準。

3. 社會科學領域：它是「社會的粘合劑」

　　這是管理學、社會學最關心的。在這裡，象徵是為了溝通。

為什麼開會要握手？為什麼法律人要穿黑袍？為什麼公司門口要蓋得像神廟一樣氣派？因為這些「象徵物」能讓大家產生共識、凝聚認同。它是社會互動的密碼。

三、那些被 "-ism" 玩壞的翻譯：誤解大集合

　　在進一步討論 tokenism 前，我們先看看還有哪些詞被「主義」給坑了：

·  professionalism：譯成「專業主義」？其實它只是「專業精神」或「素養」。

·  alcoholism：譯成「酒精主義」？拜託，那是「酒精中毒」，是一種病，不是一種信仰。

·  plagiarism：譯成「剽竊主義」？其實這只是「抄襲行為」，稱它為主義簡直是抬舉了小偷。

　　發現了嗎？不是所有的 -ism 都是學說。有時候它只是代表一種狀態、行為或疾病。

四、tokenism 為什麼不該譯為「象徵主義」？

　　現在，重頭戲來了。在公司治理或 ESG 的論文裡，常會看到 tokenism 這個詞。

　　如果你把它譯成「象徵主義」，讀者會以為董事會正在辦一場文藝復興藝術展。但實際上，它描述的是一種「極度虛偽的職場現象」。

1. 什麼是 token？

　　這個詞源自社會心理學家 Rosabeth Moss Kanter。她研究發現，當組織中某種族群（比如女性）的比例極低（通常低於 15%）時，這些少數群體就成了 tokens。

2. 當「象徵」變成「裝樣子」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請一位女性進董事會，目的通常不是要聽她的專業見解，而是為了「點綴」。

·  對外：我們有女性董事喔，我們很進步、很符合 ESG 指標！

·  對內：妳只要坐在那邊當背景就好，別想改變我們的決策。

　　這就是為什麼我建議將 tokenism 譯為：「點綴的做法」或「樣板作風」。甚至在更直白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用「裝樣子」、「裝樣敷衍」來形容這種公司的行為；而那位被當作 token 的女性，用台灣話說，就是被當成了「花瓶」。

　　注意：「象徵主義」（symbolism）是中性的藝術描述，但 tokenism 在管理學裡帶有強烈的批判性，意指那種「名義上參與，實際上被消音」的權力不對等。

五、進階冷知識：從「15%」到「三個才夠」

　　如果你想在課堂討論中讓教授驚艷，你一定要知道這個：the rule of three（三人法則）。

Kanter (1977) 說 15% 是門檻，但其後的公司治理研究發現，15% 頂多只能讓妳「被看見」，還不夠「有影響力」。

·   1 個女性（token）：容易被當花瓶、被邊緣化、壓力山大。

·   2 個女性：還是會被當作小團體，甚至被分化。

·   3 個女性（或達 30%-33%）：這在學術上稱為「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

　　當人數達到 3 人時，大家會開始忘記「她是女性」，轉而專注於「她是專業人士」。這時，討論才會從「裝樣子」變成「真參與」。

結語：翻譯即正義，用詞要精準

　　當我們在寫報告、讀文獻時，不要被 -ism 給唬住了。看到 symbolism，想想它是藝術靈魂還是社會膠水；看到 tokenism，想想這間公司是不是在「裝樣子」，是不是把人當成「花瓶」點綴。

　　精準的翻譯，不僅是為了忠於原著，更是為了讓我們能看穿那些看似高級的學術名詞背後，真實的社會運作規律。下次看到 -ism，記得先停、看、聽，別再隨便給它一個「主義」了！

誰在認真推動 SDGs？

　　自1980年代開始，社會大眾愈發關注漂綠的現象。所謂漂綠（greenwashing），是指企業為了塑造其品牌形象或產品形象，刻意地只報導對該企業或該產品有利的環保資訊，隱瞞不利的環保資訊。例如，生產紙容器的公司宣稱紙杯、紙盤不會產生塑膠汙染，卻對造紙過程中的砍伐樹木和水汙染問題隻字不提；製造晶圓的公司宣稱它已改善用水效率10%，卻隱瞞因為晶圓規格的升級，它的用水量已增加了20%。最近幾年，漂綠則「升級」為漂SDG（SDG washing）。

　　SDGs是聯合國於2015年九月訂定，2016年正式推動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內容涵蓋社會、經濟與環保三個層面的共同發展。聯合國將SDGs作為國際社會於2016至2030年間為促進人類福祉而努力的目標，並將政府、企業，甚至學校等組織均列為參與推動這些目標的行動者。因此，各大企業紛紛響應，其中固然有真心做好事的，但也不乏只是為了形象而「不甘後人」的。於是就產生了漂SDG的現象。

　　漂SDG就是一個企業以誤導的宣稱，使人高估該企業的SDG努力或成果。Williams et al. (2023) 舉出四種常見的企業漂SDG做法。[1]以下是這些做法和筆者所舉的例子：

　　一、未提供證據或指出採取了那些行動來達成SDGs。例如，企業在年報中宣稱其員工福利優於同業，卻未提出任何證據。

　　二、宣稱該企業在全部17項SDGs上都有貢獻。首先，聯合國的用意並未要求任何一家企業都要包山包海，實踐全部SDGs；而一家企業要面面俱到，照顧到全部SDGs亦不容易。所以，若某家企業宣稱它對17項SDGs都貢獻良多，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它是在漂SDG。其次，由於17項SDGs之間牽連複雜，當促進任何一個SDG時都可能對另一個SDG做成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減少產品製程中的廢棄物雖有利於SDG 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但卻減少了下游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的收入，甚至影響回收處理業員工的生計，不利於SDG 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這並非說企業不應減少廢棄物，而是當企業宣稱它透過減廢落實SDG 12的同時，若未考慮因此對SDG 8產生的負面影響而只呈現它對SDG 8的有利作為，便是高估、高報了它對SDGs的貢獻。

　　三、隱藏核心業務的不良影響。有些產業在本質上就是不利於生態環境或大眾福祉的，例如遠洋漁業若以捕捉大型魚類為主要業務，則會威脅海洋生態；石油產業若仍依賴勘探、開採、和銷售石油產品為業，則會加劇氣候暖化。而產業影響大眾福祉最典型的例子是製酒業和菸草業，這也是聯合國在SDG清單裡唯二點名的產業：SDG 3.5是「加強對濫用藥物包括濫用麻醉藥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預防和治療」，SDG 3.a是「酌情在所有國家加強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如果一家菸草公司對如何轉型或減少香菸中的有害物質絕口不提，只大談它如何濟貧或補助心臟病的醫學研究，那麼就是轉移焦點，是漂SDG。

　　以上這種避重就輕、轉移焦點的做法，不僅見於本質上有爭議的產業，也見於其他產業。以金融業為例，其核心業務雖無有害生態或大眾福祉的「原罪」，但有些金融業者仍會在其永續報告書中只列出有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的待遇與福利），不提不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經常需要加班，甚至連續多天加班到深夜）。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英文稱cherry picking，[2] 也是一種漂SDG。

　　四、將例行公事美名為對SDGs的特別付出。例如，一家清潔公司宣稱其因為維護許多公共場所的環境衛生，所以有益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也因為其為員工舉辦了多場在職教育訓練，所以有益SDG 4（優質教育）。但其實維護公共場所環境衛生是該公司的業務，是它本來該做事，雖對SDG 3有貢獻，但也沒甚麼值得大吹大擂的。而員工培訓除了是例行公事之外，也是為了公司自身的好處，而且這種培訓和SDG 4並不相符。SDG 4的目的主要有三：(1)有教無類，提供給所有人（尤其是經濟或社會上的弱勢人士）平等的受教機會；(2)終身學習，例如提升老人識字率，減少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digital gap）；(3)透過永續發展教育，促進大眾的永續行動。將SDG 4擴大解釋為對任何對象提供良好教育，若非有意的曲解，至少也是誤解。

　　上述的各種漂SDG問題，不僅適用於企業，也適用於任何標榜自己有實踐SDGs的機關組織。而以上最後提到的SDG受惠對象範圍，更是值得特別留意。因為SDGs的核心精神是不遺漏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也就是以弱勢（尤其是最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為最主要的行動對象。

　　例如，一家藥廠如要實踐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它不應只是研發更多、更有效的藥物。一則因為那本來就是它的本業，且是為了營利而做，二則──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此未必能幫助到那些需要藥物的弱勢人士。那些人可能仍無法負擔昂貴的藥物或長期的藥費。要實踐SDG 3，藥廠也應考慮免費贈藥給一些窮苦大眾，或讓經濟落後國家可以買到便宜的藥。

　　又例如企業在其社區範圍採取扶貧行動，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善舉，「有助於邁向」SDG 1（消除貧窮），但若企業和機關組織都一直只以其社區作行動範圍，就大概永遠無法「達成」SDG 1。這是因為全球有8.36億人處於極端貧窮（見聯合國有關SDG 1的說明），這些人大多生活在最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那裡的企業和政府往往無力或無心改善這些人的經濟與生活。如果我們的SDG行動從沒關注過這一群極端貧窮者，他們便可能永遠無法脫貧。

　　看完上面的解釋，你認為誰在漂SDG，誰又在認真推動SDGs呢？

參考文獻

　　Williams, A., Haack, P., & Haanaes, K. (2023). Putting the SDGs back on track.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1(3), 40–47. https://doi.org/10.48558/0DPW-ZM76

　　Kornieieva, Y. (2020). Non-financial reporting challenges in monitoring SDG’s achievement: Investment aspects for transition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1),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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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s et al. 在其文章的第43-44頁舉出三種做法，本文列出的笫一種做法則是該文在第42頁提到的。筆者認為它和其餘三種做法有些不同，因此還是把它分列出來。

[2] 有些學者──例如Kornieieva (2020)──誤將cherry picking和picking (或harvesting，或plu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混為一談。但前者是指透過偏差取樣，只呈現想呈現的結果；後者則指僅摘取長在低處的果實，也就是只嘗試容易實現的目標。為剛起步致力SDGs的企業而言，pi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無可厚非，不算是漂SDG。

書房進補(八)：Triple Bottom Line 該譯做三重底線嗎？

　　1994 年，倡議企業社會責任的權威 John Elkington 創了一個新名詞 Triple Bottom Line（簡稱 TBL或 3BL）。從此，這名詞在商管界廣泛使用；在華語世界這名詞被普遍譯為「三重底線」，但這樣的譯名也容易令人誤解。為正確理解 TBL 的意義，我們要清楚 bottom line 的意思和 Elkington 提出 TBL 時的原意。 

　　英文裡的 bottom line 有三種意思。一是最為人所熟知的「無可退讓的那條底線」，例如可接受的最低價格或最低限度的條件。二是指財務報表上最下面的一行或那一行的數字，也就是盈虧的數目、損益表的底線，或收支餘絀表上的「餘絀」。Elkington 的 TBL，是借用這第二個意思，而非指「無可退讓的底線」。

　　過去，企業的財務報表底線只會考慮財務上的利潤或盈虧，而 Elkington 則主張企業要同時考慮、兼顧經濟（非只財務）、社會和環境上的盈虧。尤其是企業不該再將生產活動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只顧企業本身的獲利。Elkington的原意亦不只是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方面的帳面平衡，更不能以一方面的獲利（例如經濟上的成長）來抵換（trade-off）其他方面的虧損。Elkington 提出 TBL的用意，一開始便是要促成資本主義的轉型。可惜至今，許多企業的執行長和財務長仍然竭盡全力要達成企業的利潤目標，對於社會和環境的目標卻少有如此的努力。他們雖或口喊著 triple bottom line，實際上依舊停在 single bottom line 的思維。

　　德國科思創（Covestro）公司的前執行長 Patrick Thomas 強調，TBL 對企業的要求是：在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層面的其中兩面前進時，至少不影響（損害）到第三個層面。Elkington 也認為這是所有企業該有的基本方針（default setting）。

　　釐清了 Triple Bottom Line 的原意後，我們究竟該如何翻譯這概念的呢？我想大致有兩個選擇。一是維持目前普遍的譯名「三重底線」，但要留意這裡不是指「無可退讓的底線」，而是綜合了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個層面的盈虧之後的結餘。

　　第二種譯法，就是依據 bottom line 的第三種意思，將 Triple Bottom Line 意譯為「三面向的綜合核心考量」。按 Collins 辭典的定義之一，The bottom line in a decision or situ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you have to consider；按劍橋辭典的定義，bottom line 也可指 the final result o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of a situation, activity, or discussion。譯為「三面向的綜合核心考量」或簡稱為「三面考量」，或許也可以避免企業只將社會和環境上的利益視為帳面上的數字，缺少真心的關注。

　　在使用 TBL 的英文全稱時也要注意，它的英文是 triple bottom line 而非 three bottom lines。 John Elkington 想強調的是，bottom line 只有一條，它有三個不可分割的面向：經濟、社會和環境，而不是這三者各自成一條 bottom line。這裡 triple 和 three 的差別，就像 double bed 和 two beds 的差別：前者是一張可睡二人的大床，後者是兩張可各睡一人的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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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有關TBL時原意，本文是參考整理自Elkington, J. (June 2018). 25 years ago I coined the phrase “Triple Bottom Line.” Here’s why it’s time to rethink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heres-why-im-giving-up-o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