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機關委託的研究報告，作者要寫誰？

　　作者當然是實際寫報告的人。所以，如果環保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調查報告的作者應是該顧問公司裡負責寫該報告的人──不是環保署，也不是顧問公司。如果是政府機關內某個部門編寫的報告，而且報告中沒有列出作者的名字，那麼作者也應該是該部門而非該機關。

　　至於出版單位，委託的報告若是由政府機關出版，那出版單位就是該機關。縱使是政府機關內某個部門編寫的，通常也是以機關名義出版，因此依美國心理學會的 APA 7 規範，出版單位會寫該部門及其所屬機關的名稱。例如，由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編寫的民國 94年 環境白皮書，其APA的書目是：

綜合計畫處（2005）。環境白皮書∕94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

　　上面報告的名稱要用字型強調，用斜體或粗體都可以。依APA 7 的規範，書目第二次行起還要內縮，不過在這部落格上無法如此排版。另一實例是由環境保護署委託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12 年完成的《111年一次用塑膠產品源頭減量工作計畫成果報告》。該報告可在網上下載，報告中並明列計畫主持人是林建宏。因此，其APA的書目是：

林建宏（計畫主持人）。（2023）。111年一次用塑膠產品源頭減量工作計畫成果報告。【委託研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https://reurl.cc/NqnaAm

　　正文裡的引用格式為「林建宏（2023）」或「（林建宏，2023）」。

　　這些格式和接受政府或其他組織經費補助而完成的研究報告相同。在 APA 7的寫作手冊，一份由紐約大學的Clancy Blair教授接受補助後完成的研究報告，其書目是：

Blair, C. B. (Principal Investigator). (2015-2020). Stress, self-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in middle childhood (Project No. 5R01HD081252-04) [Grant]. Eunice Kennedy Shriv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 https://projectreporter.nih.gov/project_info_details.cfm?aid=9473071&icde=40092311

　　而從「文責」的角度看，作者也應該是實際寫報告的人。像前述林建宏（2022）的例子，該報告最後一頁便特別聲明「本報告係受託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個人之意見，僅供環保署施政之參考，不代表本署立場」。換言之，有問題一律由林建宏或其研究團隊自負文責，千萬別怪環保署。

　　APA 7的寫作手冊另一項委託報告的書目例子，其報告雖是由美國智庫 Atlantic Council 出版，但報告內亦註明“This report is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lantic Council Policy on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The authors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its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its donors do not determine, nor do they necessarily endorse or advocate for, any of this report’s conclusions.” 換言之，出了問題找作者便好，別找Atlantic Council。

　　不過，若是報告的封面及最前後幾頁都沒有註明作者是誰，也沒有類似上述的文責聲明，那大概只能將出版者視為作者了。像聯合國環境署出版的Single-Use Plastics: A Roadmap for Sustainability 報告便是如此。該報告雖在正文之前的第 ii 頁註明其員工 Claudia Giacovelli 是第一作者（lead author），但只是把他列在致謝名單裡，和其他貢獻者並列。更重要的是，該署在可下載該報告的網頁上列舉的書目引用方式中，也是將自己列為作者，如下：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8). Single-Use Plastics: A Roadmap for Sustainability (rev. 2). https://wedocs.unep.org/20.500.11822/25496

　　讀者若要看更多範例，可參考

https://apastyle.apa.org/style-grammar-guidelines/references/examples/report-government-agency-references

https://guides.himmelfarb.gwu.edu/APA/book-government-publication

書房進補(七)：不要再將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譯做理性行為理論了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提出的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是一個在社會心理學和許多行為研究上常被談論的理論。現在它之所以較多被談論而非被應用，是因為Ajzen (1985, 1991)後來提出的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計劃行為論)比它更受歡迎，漸漸取代了它。但TRA作為TPB的前身，在許多應用或探討TPB的文獻都有提及TRA，而台海兩岸通常將TRA譯為「理性行為理論」。但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

　　TRA裡的reasoned是指思考、考量，而且它是過去分詞當形容詞，意指人們會在思考、衡量過一些該理論裡涵蓋的事項後才產生對於某項行為的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這跟思考過程中是否理性沒有必然關係。

　　Ajzen and Albarracin (2007) 特別撰文指出，大家對TPB（和TRA）最常見的一個誤解，是以為reasoned action approach假定行為是高度理性的，假定人們會冷靜、不受情感影響地衡量所有有關的資訊後才作出決策。事實上，TPB（和TRA）只假定人們會依其信念（包括行為信念、規範信念等），順理成章地（reasonably）導出其行為意向。但這些信念卻不一定是理性的產物；信念會受情緒、情感、動機的影響。Ajzen (2011) 也重申，信念所依據的前提可能是非理性的，但無論行為信念、規範信念等是否理性而生，（TPB和TRA均假定）這些信念都會促發與之一致的態度、意向和行為。

　　為避免誤解，不宜將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譯為「理性行為理論」。一個較適當的做法，是參考「三思而後行」這成語，將TRA譯作的「思行理論」。最早採用這譯法的，是林新沛（2005）。

　　順帶一提，Ajzen的名字要唸作Aizen才對，別唸錯了。

參考書目

　　林新沛（2005）。「以整合環境行為模式預測民眾對社區環境行動的參與」（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NSC93-2415-H-110-007-SSS）

　　Ajzen, I. (201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Reactions and reflections. Psychology & Health, 26(9), 1113-1127. doi: 10.1080/08870446.2011.613995

　　Ajzen, I., & Albarracin, D. (2007). Predicting and changing behavior: A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In M. Fishbein & I. Ajzen (Eds),. Predicting and changing behavior: The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Psychology Press.

調查一定要有隨機樣本嗎？

　　上篇文章《無法隨機抽樣我怎麼辦？》提到，因為客觀上的困難，我們往往無法真正做到隨機抽樣。其實，如果研究的優先目的並非推論母體的情況──例如並非要估計全台灣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給幾分，或全校有多少比例的學生有運動習慣──就不一定要隨機抽樣，也不必擔心無法隨機抽樣怎麼辦。以下分是不必隨機抽樣的三種情況。

　　情況一：如果你要進行的是實驗而非調查。　實驗優先講求的是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不是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換言之，我們最關心的是實驗裡看到的效果是如何產生，其次才是關心這效果是否也會發生在（實驗以外）的其他人身上。所以，實驗只需做到隨機分派（random assignment），不必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前者是將參與者隨機安排到各實驗組別中，後者是從母體裡隨機抽出參與者。有時我們為了提高實驗的內在效度，甚至會刻意選擇同質性高的樣本，例如只以男性大學生作受試者（Highhouse & Gillespie, 2009）。當然，如果可以做到隨機抽樣就更好，如此可以兼顧內在與外在效度。

　　情況二：如果你想利用調查來驗證一個理論或模式。　這時你主要關心的是，理論（或模式）所描述的變項間關係是否確實存在──至少在樣本裡存在，其次才是這理論是否在不同的群體裡都存在。Highhouse and Gillespie (2009)便提出「適足性」（adequacy）的論點，認為：凡理論所涵蓋的群體皆適合作為樣本。所以，如果一個理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那麼無論找大學生、軍人或國中教師當樣本，結論都一樣，因此不必要求隨機樣本。[1]

　　情況三：如果你研究的母體並非一般社會大眾，而是特定的次母體（subpopulation），並且這次母體缺乏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2]　例如，如你想調查電子香菸的使用者或網路騷擾受害人（cyberharassment victims），便難以從一般社會大眾中進行隨機抽樣，因為能抽中這些人的機率不高，甚至很低。這時，你必須設法從其他管道接觸及取得這些人的合作參與。許多針對這些特定族群，且已發表在頂尖期刊上的研究，都是以非機率的線上調查蒐集資料的（Lehdonvirta, Oksanen, Räsänen, & Blank, 2020)。在發表時，那些作者都明白非機率調查在推論上的限制，因此他們都只在文章中檢視樣本的特性，而不對有關的次母體做正式的推論。這做法的背後想法是，這些線上調查或多或少可以增進我們對該次母體的瞭解，所以仍有其價值。

　　要評估這想法是否合理，得先認識這些線上調查的方法。這些調查通常採用川流抽樣（river sampling）或固定來源抽樣（panel sampling）。前者是指在一些目標母體可能出現的網站、網路社群、討論區等張貼訊息，請有意參與調查者點選一個連結填答問卷。這訊息和連結就如一個釣鉤，願者上釣，而這抽樣方法就像在河裡釣魚一般，因此Lehdonvirta等人稱之為川流抽樣。至於固定來源抽樣，它原本是指從一個從母體裡選出一群人之後，就固定找這些人接受多次的調查，因此稱為「固定樣本抽樣」。但在網路時代，許多公司會從一般社會大眾裡招募受訪者，從中篩選、組合成一個人口結構與該地區的人口結構相近的樣本人力庫，然後將這些人的資料賣給願意付費的研究者。研究者會從這些人裡抽樣，得到最後的樣本，所以每個研究者得到的樣本只是從同一群人裡取得的樣本，而非完全相同的樣本。也因此，這時候panel sampling譯為「固定來源抽樣」較妥。[3]

　　相較於固定來源樣本，川流樣本的代表性多了兩個疑慮：主題的自我選擇（topical self-selection）和促發（priming，或譯誘發）。[4] 前者指的是，對該次調查主題有興趣或較常關注的人，比其他人更會自願報名參與調查。例如，對蔡英文「論文門」事件較關注的人比較願意參與此主題的調查，這可能會讓調查結果高估了社會大眾對這事件的認識程度。不過，這問題不算嚴重，因為即使對一般大眾進行隨機抽樣，那些不關心這主題的人也可能拒訪。至於促發，它是指當研究者選擇張貼徵求受訪者廣告時，張貼的地點與內容會否勾起了參與者對有關事件的回憶或想像。例如，受訪者是在偶然閱讀一則有關網路霸凌的新聞時，看到附在下方的徵求受訪者廣告，而這新聞可能勾起他們對自身受霸凌經驗的回憶、記憶重組和重新解釋，使他們在填答時回報了比實際還高的受霸凌次數。

　　促發這問題有多嚴重，會影響樣本對有關次母體的代表性嗎？Lehdonvirta等人的研究顯示，川流樣本的心理特性和非線上受騷擾（offline harassment）經驗與固定來源樣本的並無明顯差別。如此看來，川流樣本的促發問題並不嚴重。

　　總之，我對研究生的忠告是：如果你要進行抽樣調查，那麼請先依你的研究目的，確認是否有隨機抽樣的必要；若真有必要，則要評估有無辦法做到真正的隨機抽樣。如果要推論的母體不大而你又有把握受邀調查者的配合度甚高（例如母體是你大學裡的全體學生，或你任教的國中裡的全體學生），那麼你不妨努力做到隨機抽樣。但如果你的母體是一般社會大眾，那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只能儘量抽取具有一定程度代表性的樣本，而非強求隨機抽樣。當然，如此你在討論調查結果時就必須格外謹慎，避免過度的推論。

參考書目

Highhouse, S., & Gillespie, J. Z. (2009). Do samples really matter that much? In C. E. Lance, & R. J. Vandenberg (Eds.),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Doctrine, verity and fable in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s (pp. 247-265). New York: Routledge.

Lehdonvirta, V., Oksanen, A., Räsänen, P., & Blank, G. (2020). Social media, web, and panel surveys: Using non‐probability samples in social and policy research. Policy & Internet, 134-155. doi: 10.1002/poi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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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足性這論點原則上雖正確，但實務上會遇到干擾變項（extraneous variables）和調整變項（moderating variables）的問題。日後有機會再談。

[2] Sampling frame也譯作「清冊」，它是記載著母體裡所有人和其聯絡資料的名單。

[3] Lehdonvirta et al. (2020) 的文章附有英文摘要，其中將river sampling和panel sampling分別譯為隨機抽樣和面板抽樣。前者翻譯錯誤，因為river sampling根本不是隨機抽樣，而後者也不妥（雖然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有如此譯法），因為翻譯必須看脈絡，panel在此和面板一點關係都沒有。像研討會裡常見的panel discussion，一般都譯為「小組討論」，便很貼切。

[4] 固定來源樣本和川流樣本也有一個共同的疑慮，就是會不會受訪者都是那些比較需要錢、想多賺點錢或比較清閒的人。在此先不討論。

無法隨機抽樣我怎麼辦？

　　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常常需要做抽樣調查。調查如要得出足以可靠地推論到母體的結果，調查的樣本必須有代表性。理想上，研究者應利用隨機取樣或近似隨機的方法取樣，以取得具代表性，反應和母體接近的樣本。

　　隨機取樣的一個基本條件，是母體裡每個單位（通常是人，也可能是家庭、公司等其他單位）被抽到的機率均相同。有時礙於一些困難，我們無法做到真正的隨機取樣，只能用近似隨機的方法獲得有代表性的樣本。例如，如果要在一所有一萬名學生的大學裡對學生進行抽樣調查，我們可以依據完整的學生名冊，從這一萬人裡隨機抽出N個人來訪問。這是隨機抽樣。但如果我們只是在校內學生經常出入的幾個路口，連續幾天從路過的學生裡隨機抽出共N個人來訪問，那得到的頂多是以近似隨機方法獲得的，有代表性的樣本，而非真正的隨機樣本──因為並非每個學生那幾天一定會經過那幾個路口，所以每個學生被抽到的機率並不完全相同。

　　嚴格來說，只要不是完全以隨機程序取得的樣本，就是非機率樣本（non-probability sample）──無論樣本是否具代表性。要判斷非機率樣本的代表性，首先可看抽樣的程序。例如，如果你採用上述多路口、多天的抽樣，你的樣本「大概」會有不錯的代表性。但如果你只用一個白天的時間在學校的大門進行抽樣，那樣本肯定沒代表性（至少很難令人相信那有代表性），因為許多學生都不會在那時間、那地點進出校園。其次，可以用統計方法檢驗樣本的代表性；通常的做法是比較樣本與母體在一些人口變項的分布上是否「夠接近」。例如，樣本裡的男女比例、年齡分布是否和母體裡的相近。

　　如果抽樣真是「完全」隨機的，並且樣本夠大（例如七八百人以上），大概不必擔心它的代表性。而且，隨機樣本（或稱機率樣本）除了具有代表性以外，它還可以讓我們依據統計原理計算抽樣誤差，也就是從樣本得出的統計數字（例如樣本裡有運動習慣者的百分比）和母體裡數字（母體裡有運動習慣者的百分比）之間的差距。至於前述的非機率樣本，無論它們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們都無法估算抽樣誤差。

　　但抽樣真的可以做到完全隨機嗎？很難。抽樣的過程必須是自始至終都是隨機的，才是完全隨機。即使研究者有足夠的線索與資源，從母體裡隨機抽人訪問，但也要人們願意受訪才成。如果只有極少的人拒訪或聯絡不到，樣本的隨機性大概沒有問題；但如果有高達25%的人拒訪或聯絡不到，樣本便很可能有偏差，不是隨機的。例如，生活忙碌的人既難找到時間運動，也不願意花時間受訪，這會使一個看似隨機的調查高估有運動習慣者的比例。

　　你或許會覺得上述的想像情境過於誇張。你可能會這樣想：「25%？怎麼可能，只要我好好做，拒訪率一定會遠低於25%。」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實吧。十二年前（2002年10月），聯合報進行了一項有關退休規畫的調查，拒訪率是25%。2021年6月，TVBS針對民眾對蔡英文的滿意度進行調查，拒訪率是21%；同年7月，TVBS針對民眾對高端疫苗的信心做調查，拒訪率是25%。2013年9月，聯合報針對民眾有關兩岸互動的態度進行調查，拒訪率更高達40%。那其他媒體或民調機構的調查又如何呢？答案是「無可奉告」，因為他們都乾脆不提拒訪人數或拒訪率了。甚至是聯合報，最近都似乎不提了。如果你是一個研究生，你相信自己的研究資源會比這些媒體和機構更多更好，可以有更低的拒訪率嗎？

　　所以，別怕你無法隨機抽樣，因為你並不孤單。我從來只要求學生盡其所能取得具代表性的樣本，[1] 不要求他們做到隨機抽樣。如果研究生做的調查研究一定要隨機抽樣，恐怕許多學生無法畢業。事實上，放眼台灣社會科學領域的博碩士論文，也沒有多少篇是真正做到隨機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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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採用配額抽樣（ quota sampling）而非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

統計顯著性：你的發現可能沒有你想的那麼重要

 　　統計上經常使用，又經常被誤解的一個概念，是統計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例如，當學生寫論文時發現兩個組別間有顯著差異，通常都把它視作重要的，值得大書特書的差異。其實，「顯著」（significant）在此未必表示重要，統計上顯著的差異、相關、效果等，有時甚至是雞皮蒜毛的小事。

 　　統計顯著性是統計推論上的一個概念，我們可以用一個假設性的例子來說明。假設我們想知道：不同年齡層的台灣民眾，他們登記施打高端疫苗的比例是否也不同？那麼有兩種方法可以回答這問題。一是進行普查，詢問全台灣的成年人（未成年無法施打）有沒有登記施打高端疫苗，然後比較低年齡層（例如50歲以下）與高年齡層（例如51歲以上）的登記比例。但是通常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人力物力和時間）這麼做，因此會採取第二個方法。第二個方法是利用隨機抽樣，[1] 從民眾裡抽出低年齡層與高年齡層的人進行調查，然後比較他們的登記比例。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要看到樣本裡兩組之間有多大的差異，才敢說他們代表的群體（統計上稱為母體，在本例中即是全台灣的低年齡層成人與全台灣的高年齡層成人）之間的確有差異存在？

 　　譬如，假若樣本裡高低兩個年齡層的登記比例分別是10%和5%，我們敢說母體裡這兩個年齡層真有差異嗎？很難說。因為即使母體裡這兩個年齡層的登記比例相同，我們也可能因為抽樣的原故，「剛好」抽到較多有登記的高年齡者和「剛好」抽到較少有登記的低年齡者。為此，我們需要做統計檢定，看看這種「剛好」、「巧合」的機會有多大。依統計慣例，如果巧合的機率低於百分之五，我們就「寧可相信」這結果並非巧合，就可結論說母體裡這兩個年齡層真有差異存在。在統計的用語上，這時我們會說兩組之間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或兩組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如果兩組樣本人數均是500人，登記比例分別是10%和5%，那麼統計結果會告訴我們，這10%與5%之間的差異只有0.0027（不到千分之三）的機會是巧合做成。[2] 所以依統計慣例，我們會說兩組之間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換言之，這時我們有把握相信「有差異」此一結論是可靠的：即使再三進行同樣的調查，我們還是可以得出「有差異」此一結論。

 　　如果兩組樣本人數均降到50人，而登記比例分別仍是10%和5%，那麼統計結果會告訴我們，這10%與5%之間的差異有0.345（超過百分之三）的機會是巧合做成。這時我們會說兩組之間差異未達顯著。換言之，這時我們沒把握相信「有差異」此一結論是可靠的：如果再三進行同樣的調查，可能發現差異小得多。如果兩組樣本人數再進一步降到各10人，而登記比例分別仍是10%和5%，那麼統計結果會告訴我們，這10%與5%之間的差異有0.679（接近百分之七）的機會是巧合做成。統計結果更不顯著，我們更「寧可相信」這差異是抽樣的巧合，實際上並不存在。

 　　從上述例子可見，樣本愈大，我們愈有信心相信有關的結果並非巧合做成。但即使差異、相關、效果等的確存在，它們也並不一定是重要的。例如，在上例裡10%和5%的差異，在實務上是否值得重視，見仁見智，也視乎我們（或政府、醫界）可以針對這差異做些甚麼。而且，只要擴大樣本，我們就可愈發相信結果並非巧合做成，統計結果也愈來愈「顯著」，即使雞毛蒜皮的差異也不例外。承上例，如果兩組樣本人數均增至5,000人，登記比例即使變成10%和8.8%，這1.2%的差異只有0.0398的機會是巧合做成；若登記比例即使變成6%和5%，這1%的差異只有0.0283的機會是巧合做成。因此，所謂統計顯著性其實只代表結果的可靠性，與我們下結論的信心有關，與結果在實質上是否重要沒有必然關係。

 　　真正和實質重要性有關的，是統計結果（差異、相關等）的效果量（effect size）。這部分就留待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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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難以取得抽樣依據的名單（sampling frame，清冊）、拒訪和研究資源有限等因素，許多研究甚至無法真正做到隨機抽樣。但為討論方便，本文暫且假設可以做到隨機抽樣。

[2] 本文的兩組間百分比比較，是採取免費線上軟體MedCalc進行，網址是

https://www.medcalc.org/calc/comparison_of_proportions.php

我的發現該有幾夥星？──如何正確標示統計結果的顯著性

　　在寫作統計檢定的結果時，通常會以表格呈現有關的數字和其統計顯著性。但由於統計軟體的瑕疵，我們可能被誤導而作出錯誤的標示。要瞭解這問題，得從國際的論文寫作規範談起。

　　按美國心理學會（APA）的寫作規範，要在表格裡和表格下方以特定的標註方式，標示顯著的水準。以表一的相關分析結果為例，會用一顆星標示顯著性（p值）小於0.05的結果，兩顆星標示顯著性小於0.01的結果，三顆星標示顯著性小於0.001的結果。表中後果意識和責任歸屬的相關係數是0.27，其p值未小於0.05，所以不加任何標示；責任歸屬和個人規範的相關係數是0.81，其p值小於0.001，故加上三顆星作為標示。

　　表格的下方則列出所有在表內出現過的星級並說明其代表的顯著水準。本例由於表格裡一、二、三顆星都出現過，所以表下方就列出全部三種情況。如果表裡只出現過兩種星級（例如只有一和兩顆星），那表下方就只列出那兩種情況。餘類推。

以上本來是件很簡單的工作，但作者（尤其是首次寫論文的學生）如果直接參考統計軟體輸出的報表，將星號抄到論文裡，便可能犯錯。原因是有些軟體（例如某些版本的SPSS）在一些統計結果裡只會以一或兩顆星來標示結果，不會出現三顆星。

以下圖的SPSS相關分析結果為例，有統計經驗的作者在看到0.673, 0.766這些高相關和266這樣大的樣本數時，都會覺得這些係數的顯著性應該會超過 .001的水準（也就是p < .001），報表中應該出現三顆星才對。報表中這些係數的p值的確均小於0.001（報表裡會出現 .000，但寫作時必須寫p < .001，不能寫p = .000），SPSS卻只用兩顆星標示。嚴格來說，SPSS也沒錯，因為兩顆星包含了三顆星的情況（p < .01包含了p < .001），但這不符合APA的寫作規範。

　　所以，在撰寫統計結果時，不能直接將統計報表中的星號抄到論文裡，必須細看報表的顯著性（p值），再依顯著性的大小決定星號的使用。

操作定義

 　　一個概念的操作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或稱操作型定義），就是有關它是如何觀測的描述，其中包括觀測的程序、所觀測的行動或過程等。例如，「焦慮」的操作定義可以是心理測驗的分數、被觀察對象的退縮行為，或他們交感神經系統的激活（activation）。(https://dictionary.apa.org/operational-definition)

 　　又例如，如果你想探討氣溫與暴力犯罪的關係（事實上這方面已有許多研究）。那麼，你必須想清楚、說明白「在你的研究裡」，氣溫與暴力犯罪這兩個核心變項是如何實際測量的。它們是每月的，還是每天的（當然，氣溫的時間尺度應該要和暴力犯罪的時間尺度相同，才能作有意義的探討）？如果氣溫是以每天計，它是取當日的平均氣溫，最高溫或是其它數字？暴力犯罪是採案件數，還是犯罪率，包括哪些細項？其中一種操作定義可能是：氣溫是指每日最高溫，暴力犯罪是指當日的每萬人暴力犯罪案件數，它包括謀殺、強姦、搶劫和暴力攻擊。（https://onemindtherapy.com/research/operational-definition-psychology-definition-examples-and-how-to-write-one/）

 　　那操作定義要寫得多詳細？

 　　不一定，要視概念而定。譬如，你有一個研究假設，認為「警察巡邏頻率愈高，社區治安就愈好。」由於警察巡邏頻率是比較具體的概念，你大概在文中簡單說明如何取得有關的數據便可──例如根據警方提供的該社區每日警察巡邏次數。但是，「社區治安」這概念就比較抽象，你得多花一點篇幅說明，包括：(1)治安的範疇包括了哪些犯罪（你應該不會將電話詐騙納入，因為它跟警察巡邏無關）；(2)是否範疇內的犯罪在計分上均一視同仁，比方說把偷竊案和謀殺案都算得同樣嚴重；(3)計算治安的時間基礎，是日、月還是年。總之，愈抽象、愈複雜或測量方式愈多的概念，就愈需要說明如何操作（測量的過程或方法）。

 　　那是不是一定要特別保留一節說明概念或變項的操作定義，並以「定義」或「操作定義」為節標題？

 　　這問題很難一概而論，問問你的論文指導教授吧。重要的是，無論是否以專節寫明操作定義，你在論文的適當位置（前言、文獻回顧或方法）必須對變項的觀測方式具體描述，讓讀者知道你如何操作，並日後可以如法炮製，複核你的研究發現。只要交待得夠清楚，有些論文裡連「操作定義」這四個字都從未出現。一個典型的情況是利用問卷測量所有變項。如果問卷已附在論文裡，且正文也充分說明各變項是如何依哪些題目的反應換算的，這其實已可看出各變項的操作定義了。

論文書目該如何引用網址

　　隨著可供學術寫作參考的網上文獻愈來愈多，APA對參考書目裡如何載明網址的規範也一改再改。最新的第七版，已和第六、第五版有所不同。以下略舉幾個常被忽略的細節，這些細節甚至一些講解如何寫論文的參考書也會弄錯，大家應多注意。

　　網址最後不能加句點。　書目裡的網址是要方便讀者查詢有關來源的，所以不要加上原本不屬於網址的句點或任何標點符號。這在APA第五版已是如此規定。

　　不要在網址手動換行。　這是新規定。從前APA還花了一些篇幅教大家如何在網址的特定位置手動換行，但現在則要求只能由軟體（例如Word）自動換行，不能人工換行。如果大家有讀過我的《如果我要引用台灣的學位論文，書目格式該如何寫？》一文，便發現裡面例子的網址都是沒有手動換行的。

　　但是，要 Word 的自動換行功能正常運作，各段落必須靠左對齊。事實上，這也是 APA 的規定：段落要靠左對齊，不能置中對齊。

　　原則上不必寫「取自」或「下載自」這兩三個字。　這也是新規定。只有當書目裡要標明下載日期時，才要寫「取自」或「下載自」（Only use “retrieved from” when giving the date of retrieval of a webpage.）。[1] 那麼，什麼時候要標明下載日期呢？

　　只有當來源的內容會隨時間變動時才要標明下載日期。　如果你引用的是國際期刊文章，它們一般會有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每篇期刊文章的DOI都是固定的，所以只要標明DOI，就不必寫下載日期。許多文章或資料庫的網址（URL）也是固定的，也不必再寫下載日期。例如傳統報社的電子報，同一網址會指向同一則新聞，而且新聞一旦發報便不修改，頂多附加更正說明。

　　但是，有些網址內容卻是會隨時更新的，例如維基百科或這部落格裡的文章。這些來源便要標明下載日期。

　　新聞、消息、報告等要標明發布日期。　在書目中，這幾類文獻的發布日期要詳盡，最好包括年、月、日，例如 2019, January 3。若日期不詳就寫「n.d.」（注意：n 後的句點後不加空格，直接寫 d）。但在正文引用時，一律只須註明年份，不必寫月、日。這些類別的網路資料如要標明下載日期，那麼下載日期也要盡量寫到年、月、日，例如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20 from https://xxxxx

最後，為了文章的美感，我們還可做一件並非APA規定的事，就是縮短網址。[2]

假如網址很長，例如超過兩行，甚至三行，我們可以將它縮短；這是APA容許的。許多網站都有縮短網址的免費服務，可多加利用。但縮短網址後一定要測試，確認可以連到原本的資料來源。

　　有時候網址本來不長，但包含中文的網址貼到Word裡後就變成長長一段的亂碼。例如，如果你用維基百科查「葉問」，查到後將網址貼到Word裡，出現的會是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89%E5%95%8F。其實，只要在複製時僅複製https://後面的部分（zh.wikipedia.org/wiki/葉問），待貼到Word後再自己加上https://，就會得到原先看到的連結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葉問。如此不僅看來較簡潔，自己整理不同網址時也不會弄亂。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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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researchguides.library.vanderbilt.edu/c.php?g=1053333&p=7772457

[2] 有關美感的問題，可參考本部落格的另一篇文章，《如何讓你的論文有美感：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的修辭》。

如何讓你的論文有美感：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的修辭

　　你的學位論文是你的求職推薦函，也很可能是你人生最後一次、最認真寫作的心血作品。但如果你沒在修辭上費心，論文可能成為讓你失分的一份代表作。許多時候，別人雖然看得懂你寫什麼，但感覺就是怪怪的，不自然（其實就是不符合中文的文法或修辭原則）。譬如，如果指導教授說「你的論文應該丟向垃圾桶裡」，你雖然明白他的意思，但總覺得他說錯了，因為應是「丟進」、「丟到」或「丟入」垃圾桶裡才對。

　　一個常見的失分地方，是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的措詞。以下是一些例子。

　　「社會需求會正面影響購買意願。」這寫法不太妥當。通常，當我們說「正面影響」時，「影響」是個名詞。當「影響」是作為動詞時，我們很少會用「正面」來形容它。另一種寫法是「社會需求會對購買意願有正向的影響」，但這唸起來也不自然，因為日常談話時我們並無「有正向影響」、「有負向影響」的說法。比較好的寫法，是「社會需求愈強，購買意願也愈強。」

　　「性別對寫論文的耐性有顯著差異。」這句的問題在用詞的錯誤搭配。有中文素養的讀者，會預期「……對……有」後面出現的應該是「作用」、「效果」或「影響」。如果要談差異，應該說「……和……之間有差異」。所以，上句宜改為「性別對寫論文的耐性有顯著影響」或「寫論文的耐性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如果你跟根據學理或過去文獻，可以預期性別差異的方向，那更好的寫法是「女性比男性更有耐性寫論文」或「男性比女性更有耐性寫論文」，直接了當。

　　同理，「閱讀西子灣無花果部落格對論文成績有正相關」這句話也是錯的。錯不在這部落格幫不上忙，而是這句話的用詞錯誤。應該說「閱讀西子灣無花果部落格與論文成績有正相關」，或「閱讀西子灣無花果部落格次數愈多，論文成績愈高」才是。

　　即使句子合符文法和修辭原則，還是應該力求簡潔有力。例如，在寫研究問題時，與其說「政府提供的節能電器補貼措施，是否對於民眾購買意願具有影響力？」不如說「政府的節能電器補貼措施是否影響民眾購買意願？」更直接有力。正如聖經上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如果這話寫成「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的，」那麼「屬於」二字便有點多餘。注意論文修辭的學生是有福的，因為他們更有機會找到好工作。

如果我要引用台灣的學位論文，書目格式該如何寫？

　　依APA官網有關寫作規範第七版的說明，學位論文只要被置於資料庫裡公開給人閱覽，就視作「已發表」。（References fo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nd master's and undergraduate theses are divided by whether they are unpublished or published; unpublished works generally must be retrieved directly from the college or university in print form, whereas published works are available from a database (e.g., the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Global database), a university archive, or a personal website.）而過去一二十年，台灣大多數的學位論文都已置於該文作者畢業學校的資料庫、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甚至華藝線上圖書館，因此這些論文都該視為已發表。

　　嚴格來說，已發表的學位論文應依APA格式註明出版編號和網址（如二者俱有的話）。但是，有些資料庫沒提供出版編號或編號很難找，那就可省略了。例如，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雖然有給每篇論文一個系統編號，但這編號「藏得很深」，不好找，一般人也不會利用它來搜尋。所以除非口試委員堅持，否則列出網址便可以。以下是一些書目的範例：

　　陳怡君（2022）。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分析臺灣銀行業之永續發展目標作為：以五家銀行為例【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3bxv32

　　楊喻淳（2020）。消費者對於食安事件的認知與抵制行為之關聯性研究【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中山大學學位論文系統。http://etd.lib.nsysu.edu.tw.ezproxy.lis.nsysu.edu.tw:8080/ETD-db/ETD-search-c/getfile?URN=etd-0714120-143219&filename=etd-0714120-143219.pdf

　　洪瑞蓮（2007）。衝動購買助長因素與抑制策略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hdl.handle.net/11296/c88wk5

　　如果該論文是較久之前的或不公開的，你參考的只是紙本，那書目格式便如下例：

　　黃小明（1984）。一個研究生的艱辛旅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

　　注意：以上的論文題目都要用粗體、底線，或不同字體特別強調，但不要寫畢業系所啊。

　　補充說明：依APA出版手冊第六版及之前的規範，未曾改寫成書或投稿成期刊的學位論文，要註明「未出版」。嚴格來說，寫成「未發表」可能更洽當，因為APA是用unpublished這個字，而publish的意思是(a) to make generally known; (b) to mak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publish)。換言之，unpublished是指未曾公開讓廣泛的讀者輕易取得、閱讀。過去，印刷成書、刊物（亦即出版）是公開發表的主要途徑，所以「未出版」和「未發表」實質同義。但隨著網路的發達，即使未出版也可以發表，這大概是為何APA現在認為，學位論文只要被置於資料庫裡公開給人閱覽，就視作「已出版」（或更正確來說，「已發表」）。

參考來源：https://apastyle.apa.org/style-grammar-guidelines/references/examples/published-dissertation-references

論文中的文獻引述、引用與引用時機

　　在論文裡引用文獻的時候通常都需要註明文獻的來源，這有兩種的方式：一是引述（quotation；或稱「逐字引述」、「直接引述」），另一是引用（citation；或稱「引註」）。引述就是把原來文獻的部分內容逐字抄寫過來；引用是把原來文獻的部分內容經過消化、整理後換成自己的文字寫出來。

　　我們須利用不同的格式，向讀者表明自己所寫究竟是原文照抄的引述，還是自己吸收後的寫作結果。我們先來看一下引用的格式。例一是取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上的一段文字：

聯合國指出身體活動量不足已成為影響全球死亡率的四大危險因子之一。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全球每年有超過200萬死亡人數與身體活動量不足有關，大約21-25％乳癌及大腸癌、27%糖尿病與30％的缺血性心臟病，係因身體活動量不足所造成，國人十大死因中其中6項疾病(癌症、心臟疾病、腦中風、糖尿病、高血壓及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均與運動不足有關。

如果我們想引用此一報導，可以像下面這樣改寫：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5）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指出，有20%以上的乳癌及大腸癌，27%以上的糖尿病與缺血性心臟病是因為身體活動量不足造成。該署並指出，國人十大死因中的癌症、心臟疾病、腦中風、糖尿病、高血壓及慢性下呼吸道疾病這六項疾病，亦均與運動量不足有關。

如果我們想直接引述此一報導，可以像下面這樣改寫：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5）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指出，「大約21-25％乳癌及大腸癌、27%糖尿病與30％的缺血性心臟病，係因身體活動量不足所造成，國人十大死因中其中6項疾病(癌症、心臟疾病、腦中風、糖尿病、高血壓及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均與運動不足有關。」

注意：無論是引用或引述，都必須註明參考的來源，但是引述是還須將引述的文字以引號框起來。

　　在上面的例一，因為引述的文字不超過三行，所以引文可以直接跟作者自己的文字放在同一個段落。但是如果引文超過三行，那麼根據APA的寫作規範，引文就必須另成一段而且全段縮排，但不必再用引號將它框起來；就像下面的例二。例二是取自林新沛（2014）的一篇期刊論文的原文：

綜合上述回顧可知，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相關偏低，可能是因為四個問題：(一)環境知識對行為的作用或大部分作用是間接的；(二)在落實環境行為的過程中有許多障礙；(三)環境知識的測量過於偏重事實知識；(四)環境知識和環境行為的測量的對應不足。

如果我們想直接引述這段話，可以像下面這樣改寫：

林新沛（2014）的回顧分析發現，

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相關偏低，可能是因為四個問題：(一)環境知識對行為的作用或大部分作用是間接的；(二)在落實環境行為的過程中有許多障礙；(三)環境知識的測量過於偏重事實知識；(四)環境知識和環境行為的測量的對應不足。(p. 8)

　　要注意的是，在直接引述的文字最後方要附上原來文字出現的頁碼。上面第一個例子因為是網頁上的資料，沒有頁碼，所以才沒有註明。第二個例子是出自期刊論文，所以要註明該段文字在被引論文中的頁碼。

　　上述規範雖然看起來很煩瑣，但卻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採用的格式不對，別人就很容易認為你抄襲。

　　所謂抄襲，就是把他人的創意或寫作內容通過某種方式呈現，讓讀者覺得是你自己的創意或寫作。無論你是刻意造成這種誤解還是無意的，都算是抄襲。引用、引述或改寫的方式不對，都可能會造成這樣的誤解，受到抄襲的指控，不可不慎。

　　此外，我們還須分辨引用（或引述）的時機。究竟何時需要引用呢？答案其實很簡單：每當你所寫的東西不是一般人的常識，也不是你專業常識或與論文主題有關的領域常識，也不是你自己的創意和研究發現的時候，就需要引用。

　　例如，「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造成重大的人命與經濟損失」這已經是常識，不必引用任何的佐證。「計畫行為理論是環境行為研究上一個常被使用的理論模式」雖然不是一般人的常識，但已是從事環境行為研究的人的常識，所以說這話時也不必引用文獻支持。但是如果你說「至今年（2020年）5月21日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已經導致328,471人死亡，」這麼精確的數字不可能是常識，所以必須要註明依據來源。

　　又例如若你說「蔡英文說過『謙卑、謙卑、再謙卑』，」你也不需要引證。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常識，大家都有印象，而且很容易查證。但是如果你說「蔡英文曾經要求她的行政團隊要『謙卑、謙卑、再謙卑』，」這可能就需要引證。因為很多人可能不記得蔡總統當時談話的細節，她究竟是要求自己謙卑還是要求公務人員謙卑，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原則上，當你的論述精確地提到數字、時間等細節，或你的論述是對別人的一種批評，甚至指控時候，你愈需要註明依據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