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開始，社會大眾愈發關注漂綠的現象。所謂漂綠（greenwashing），是指企業為了塑造其品牌形象或產品形象，刻意地只報導對該企業或該產品有利的環保資訊，隱瞞不利的環保資訊。例如，生產紙容器的公司宣稱紙杯、紙盤不會產生塑膠汙染，卻對造紙過程中的砍伐樹木和水汙染問題隻字不提；製造晶圓的公司宣稱它已改善用水效率10%，卻隱瞞因為晶圓規格的升級，它的用水量已增加了20%。最近幾年，漂綠則「升級」為漂SDG（SDG washing）。
SDGs是聯合國於2015年九月訂定，2016年正式推動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內容涵蓋社會、經濟與環保三個層面的共同發展。聯合國將SDGs作為國際社會於2016至2030年間為促進人類福祉而努力的目標，並將政府、企業，甚至學校等組織均列為參與推動這些目標的行動者。因此，各大企業紛紛響應，其中固然有真心做好事的，但也不乏只是為了形象而「不甘後人」的。於是就產生了漂SDG的現象。
漂SDG就是一個企業以誤導的宣稱，使人高估該企業的SDG努力或成果。Williams et al. (2023) 舉出四種常見的企業漂SDG做法。[1]以下是這些做法和筆者所舉的例子：
一、未提供證據或指出採取了那些行動來達成SDGs。例如，企業在年報中宣稱其員工福利優於同業，卻未提出任何證據。
二、宣稱該企業在全部17項SDGs上都有貢獻。首先，聯合國的用意並未要求任何一家企業都要包山包海，實踐全部SDGs；而一家企業要面面俱到，照顧到全部SDGs亦不容易。所以，若某家企業宣稱它對17項SDGs都貢獻良多，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它是在漂SDG。其次，由於17項SDGs之間牽連複雜，當促進任何一個SDG時都可能對另一個SDG做成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減少產品製程中的廢棄物雖有利於SDG 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但卻減少了下游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的收入，甚至影響回收處理業員工的生計，不利於SDG 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這並非說企業不應減少廢棄物，而是當企業宣稱它透過減廢落實SDG 12的同時，若未考慮因此對SDG 8產生的負面影響而只呈現它對SDG 8的有利作為，便是高估、高報了它對SDGs的貢獻。
三、隱藏核心業務的不良影響。有些產業在本質上就是不利於生態環境或大眾福祉的，例如遠洋漁業若以捕捉大型魚類為主要業務，則會威脅海洋生態；石油產業若仍依賴勘探、開採、和銷售石油產品為業，則會加劇氣候暖化。而產業影響大眾福祉最典型的例子是製酒業和菸草業，這也是聯合國在SDG清單裡唯二點名的產業：SDG
3.5是「加強對濫用藥物包括濫用麻醉藥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預防和治療」，SDG 3.a是「酌情在所有國家加強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如果一家菸草公司對如何轉型或減少香菸中的有害物質絕口不提，只大談它如何濟貧或補助心臟病的醫學研究，那麼就是轉移焦點，是漂SDG。
以上這種避重就輕、轉移焦點的做法，不僅見於本質上有爭議的產業，也見於其他產業。以金融業為例，其核心業務雖無有害生態或大眾福祉的「原罪」，但有些金融業者仍會在其永續報告書中只列出有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的待遇與福利），不提不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經常需要加班，甚至連續多天加班到深夜）。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英文稱cherry picking，[2] 也是一種漂SDG。
四、將例行公事美名為對SDGs的特別付出。例如，一家清潔公司宣稱其因為維護許多公共場所的環境衛生，所以有益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也因為其為員工舉辦了多場在職教育訓練，所以有益SDG 4（優質教育）。但其實維護公共場所環境衛生是該公司的業務，是它本來該做事，雖對SDG 3有貢獻，但也沒甚麼值得大吹大擂的。而員工培訓除了是例行公事之外，也是為了公司自身的好處，而且這種培訓和SDG 4並不相符。SDG 4的目的主要有三：(1)有教無類，提供給所有人（尤其是經濟或社會上的弱勢人士）平等的受教機會；(2)終身學習，例如提升老人識字率，減少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digital
gap）；(3)透過永續發展教育，促進大眾的永續行動。將SDG 4擴大解釋為對任何對象提供良好教育，若非有意的曲解，至少也是誤解。
上述的各種漂SDG問題，不僅適用於企業，也適用於任何標榜自己有實踐SDGs的機關組織。而以上最後提到的SDG受惠對象範圍，更是值得特別留意。因為SDGs的核心精神是不遺漏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也就是以弱勢（尤其是最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為最主要的行動對象。
例如，一家藥廠如要實踐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它不應只是研發更多、更有效的藥物。一則因為那本來就是它的本業，且是為了營利而做，二則──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此未必能幫助到那些需要藥物的弱勢人士。那些人可能仍無法負擔昂貴的藥物或長期的藥費。要實踐SDG 3，藥廠也應考慮免費贈藥給一些窮苦大眾，或讓經濟落後國家可以買到便宜的藥。
又例如企業在其社區範圍採取扶貧行動，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善舉，「有助於邁向」SDG 1（消除貧窮），但若企業和機關組織都一直只以其社區作行動範圍，就大概永遠無法「達成」SDG 1。這是因為全球有8.36億人處於極端貧窮（見聯合國有關SDG 1的說明），這些人大多生活在最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那裡的企業和政府往往無力或無心改善這些人的經濟與生活。如果我們的SDG行動從沒關注過這一群極端貧窮者，他們便可能永遠無法脫貧。
參考文獻
Williams, A., Haack, P.,
& Haanaes, K. (2023). Putting the SDGs back on track.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1(3), 40–47. https://doi.org/10.48558/0DPW-ZM76
Kornieieva, Y. (2020). Non-financial
reporting challenges in monitoring SDG’s achievement: Investment aspects for
transition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1), 62-71.
[1] Williams et al. 在其文章的第43-44頁舉出三種做法，本文列出的笫一種做法則是該文在第42頁提到的。筆者認為它和其餘三種做法有些不同，因此還是把它分列出來。
[2] 有些學者──例如Kornieieva (2020)──誤將cherry picking和picking (或harvesting，或plu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混為一談。但前者是指透過偏差取樣，只呈現想呈現的結果；後者則指僅摘取長在低處的果實，也就是只嘗試容易實現的目標。為剛起步致力SDGs的企業而言，pi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無可厚非，不算是漂SD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