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兩種靈魂：當左派 Liberals 遇上右派 Libertarians

在當代政治討論中，「自由」是一個被各方爭相搶奪的旗幟。在大學校園的咖啡廳或社群媒體的論戰中，你可能常聽到「左派自由主義」（Liberals）與「右派自由主義」（Libertarians）這兩個名詞。

他們雖然都自稱為自由的信徒，但在安樂死、性交易、氣候變遷甚至稅收等議題上，卻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究竟這兩者在吵什麼？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想像有何本質上的分歧？筆者利用人工智慧Gemini，為大家剖析這兩大思潮的愛恨情仇。

一、 核心哲學：自由的邊界在哪裡？

要理解這兩派的分歧，我們必須先回到哲學的起點。

1. 左派自由主義：追求「積極自由」與正義

左派自由主義（現代自由主義）深受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影響。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他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是當你不知道自己出生後會是富人還是窮人、天才還是殘障時，你依然願意選擇居住的社會。

因此，左派自由主義者主張「積極自由」。他們認為，如果一個人因為貧窮而無法受教育，或因為生病而付不起醫藥費，他就不算擁有真正的自由。為了保障這份自由，國家必須介入，透過稅收、福利與規範，來抹平起跑點的不平等。

2. 右派自由主義：守護「消極自由」與自我所有權

相對地，右派自由主義（意志自由主義）則擁護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觀點。他們的核心命題是「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每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勞動成果與財產，擁有絕對且排他的主權。

對他們而言，自由就是「不被他人（特別是國家）強制干預」的狀態，這被稱為「消極自由」。只要我不傷害他人，政府就沒有權利告訴我該怎麼活、該怎麼花錢。

二、 身體與道德：我們真的能支配自己嗎？

在個人行為與道德議題上，兩派看似站在同一陣線，實則邏輯各異。

1. 生命的終點與起點（安樂死、墮胎）

兩派通常都支持合法化，認為這是個人的基本權利。然而，左派會進一步要求「取得的公平性」，例如主張健保應給付安樂死或墮胎手術，確保窮人也能享有這項權利。

右派則堅持這僅限於「不被禁止」。他們基於自我所有權，支持你決定自己生死的權利，但他們堅決反對使用公帑來補助這些行為。

2. 性產業與人工生殖：自願契約 vs. 社會剝削

·       代理孕母與人工受孕：右派自由主義者認為，子宮是女性身體的一部分，只要雙方自願簽署契約，這就是合法的商業交易。

·       左派自由主義則對「自願」二字充滿警覺。他們擔心在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中，所謂的「自願」其實是迫於生計的「結構性剝削」。因此，他們往往主張代理孕母必須在高度監管下進行，甚至限制為非營利性質。

對於「免術換證」或「同性婚姻」，左派視其為落實人權與反歧視的必然；右派則視其為隱私權的延伸。特別在同婚議題上，許多右派甚至主張「婚姻民營化」——政府根本不該管理婚姻，那應該是兩個人（或多人）之間的契約。

三、 金錢與權力：稅收是正義還是搶劫？

這是兩派分歧最血腥的戰場。

1. 累進稅與所得重分配

對於左派自由主義者，累進稅是為了維持社會契約的必要支出。他們認為一個人的成功除了個人努力，也得益於社會提供的基礎建設、法治與教育環境。因此，賺錢較多的人應支付較高比例的稅（累進稅），用以扶助弱勢。

右派自由主義者的看法則非常激進：「稅收等同於強迫勞動」。諾齊克曾論證，如果政府強行拿走你收入的 20%，就相當於強迫你每週五都要無償為國家工作一天。這侵犯了你對自己勞動所得的產權。他們主張「單一稅率」甚至完全取消所得稅，社會救助應交由自願性的私人慈善機構。

2. 吸毒合法化與個人責任

兩派都支持大麻甚至更重度毒品的「去刑化」。

·       左派的動機是「減害」與「公共衛生」，主張政府應設立戒毒輔導。

·       右派的動機是「身體主權」，認為一個人有權決定要在血管裡注射什麼，只要他願意承擔後果（包括死亡），政府管不著。

四、 誰來救地球？環保與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常被認為是右派的死穴，但其實右派有自己的邏輯。

1. 左派：解決「負外部性」

左派認為污染是典型的「市場失靈」。企業為了獲利將碳排成本丟給全人類承擔（外部性）。因此，必須透過政府設立碳稅、綠能補貼、排碳上限（cap and trade）來強制矯正。

2. 右派：解決「公地悲劇」

右派認為環境問題源於「產權不明」。為什麼人們會往河裡倒垃圾？因為河流不屬於任何人。如果河道是私有的，地主會為了資產增值而積極抓捕污染者並要求賠償。

他們主張「自由市場環境主義」，認為最好的環保策略是將自然資源私有化，並允許受害者透過侵權訴訟（Tort Law）直接向污染企業索賠，而非依賴官僚體系的低效監管。

五、 美國政治與川普的異類地位

許多人誤以為川普（Donald Trump）代表了右派自由主義。實際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在美國政治光譜中，川普代表的是「右派民粹主義」或「國家保守主義」。

·       與 Liberals 的衝突：他反對 DEI（多元平等共融），認為那是「身分政治」對「唯才是舉」（meritocracy，或譯「功績制度」）的威脅。

·       與 Libertarians 的衝突：他支持「貿易保護主義」（關稅），這與自由主義者信奉的「自由貿易」背道而馳。他對移民的限制、對行政權力的集中，在右派自由主義者眼中，也是一種「大政府」的展現。

至於為何共和黨常被貼上「否認氣候變遷」的標籤？那更多是出於政治博弈。對保守黨來說，承認氣候變遷等於交出經濟主權給國際條約與聯邦政府。

六、 結語：在兩種自由之間平衡

左派自由主義給了我們一個「有溫度的保障」，它試圖接住每一個掉隊的人；而右派自由主義給了我們一個「絕對的獨立」，它要求每個人為自己負責，並防範國家權力的無限擴張。

我們需要理解這兩套邏輯，並非為了選邊站，而是為了在討論具體政策（如基本工資提高、代理孕母合法化、或是碳邊境稅）時，能看穿其背後的哲學假設。下一次，當你在為某個議題爭論不休時，不妨問問自己：我現在捍衛的是「確保公平的積極自由」，還是「不容侵犯的消極自由」？當然，你也可能對這兩種自由主義都不認同，另有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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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討論

如果你正在修習管理學或企業倫理，這份辯論對你至關重要。

例如：企業是否應該執行 DEI 招募計畫？

·       從左派自由主義出發：是的，這是矯正社會不平等的道德責任。

·       從右派自由主義出發：不，企業的職責是獲利，強制執行 DEI 是對產權與契約自由的干預。

您對這兩派的哪一個主張感到最不能認同？歡迎在下方留言，我們一起腦力激盪！ 

追求永續發展，你是認真的嗎？

　　現在政府、許多企業和大學都紛紛宣稱追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譯可持續發展），台灣的金管會更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自2025年起必須每年發布永續報告書。但是有多少人真正身體力行，落實永續發展的精神？

　　依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於1987年給的定義，永續發展是一種「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因此，當宣稱追求永續發展時，我們就等同默認自己對未來世代負有一定的義務，需要保障他們的利益。然而，當要面對這義務而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過得稍為節制與不便時，許多人卻感到責任太沉重，想退縮。要打破這沉重感，我們必須跳脫個人主義，重新肯定我們與他人是一體的；而要重燃這一體感，我們就必須先體認自己今天能享有的一切，都是有賴他人的付出。

　　我們今天可以享受安定、繁榮、健康的生活，都是有賴前人與當代人不畏艱苦的付出。例如孫中山先生建立了民主的中華民國，徐超斌醫師對台灣醫療的付出，陳樹菊女士對弱勢者的捐助，環保團體過去數十年的不斷奮鬥，以及千萬民眾的誠實納税。我們不要少看慈善捐助和誠實納税對社會的貢獻。若沒有這些，窮困者將病死街頭或被迫鋌而走險，偷搶拐騙，社會就無法安定繁榮。

　　今年九月，教宗良十四世譴責馬斯克（Elon Musk）等CEO的薪酬過高，助長社會的不公義，馬斯克則嗤之以鼻。的確，許多資本家認為他們所賺的都是他們努力而來的，是他們應得的。他們往往忽略，安定繁榮的社會基礎是他們獲利的根源。以馬斯克為例，他其實不是靠賣電動車致富，而是靠美國政府對電動車的碳積分獎勵致富，[1] 而獎勵的錢則是來自廣大的納税人，包括那些無法像資本家一樣有能力聘請會計師為其避稅、逃税的中下階層。

　　而且，像馬斯克這些資本家為何要累積十輩子、甚至是數十輩子都花不完的財富？如果不是為了過窮奢極侈的生活，他們要這多麼錢又有何用？一旦窮奢極侈，就必然有大量的過度消費，也必然減損、剝奪了其他人生活所需的資源──包括現代人和後代人的資源，尤其是那些食不溫飽者的資源。難怪前教宗方濟各會引用紐西蘭主教團的話提出質疑，說：「當百分之二十的世界人口耗用資源的速度，等於正在掠奪貧窮國家和未來世代賴以生存的資源時，『不可殺人』這條誡命有何意義？」[2]

　　當然，如果凡事要為他人設想、為後代子孫設想，的確會有些不方便。但我們之所以有今日方便的生活，其實是賴從前與現在那些不怕麻煩、艱難，甚至生命危險的人的慷慨付出。而且，人類的生態足跡早已超越地球應有的承載量。2019年全球的生態足跡赤字是1.1 global hectares per person，亦即除了目前地球生態承載力所能提供的資源外，平均每人還需要多1.1公頃具備「當年全球平均生態生產力」的土地才所能提供他所消耗的資源；這等於1.7個地球才能提供目前全人類生活與消費所需。（2025年七月，這數字已升至1.8個地球）[3] 換言之，我們已經在透支地球的資源；我們今天的生活品質其實有部分是靠借用未來世代的資源來成就的。以台灣為例，依李永展教授的計算，台灣「2018年的生態超限日為3月14日。易言之，在2018年3月14日台灣就已經將我國【台灣當年的】生物生產力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消耗殆盡，剩下將近九個月的時間都在超支其他國家或未來世代的資源。」[4] 因此，我們真的沒有責任為未來的世代做些什麼，例如節制自己的消費嗎？

　　負責任的消費，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ー；要落實它的確會為我們帶来一些不便。不過，有些事情我們習慣了便不會再感到麻煩。例如，當我習慣自備環保杯和環保餐具、少吃牛肉和不喝手搖杯飲料之後，這些都成了我的生活作風而非麻煩。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可以因為別人的快樂而自己也感到快樂，那麼許多的付出便不再是負擔。就如父母如能因為愛而不求回報地照顧自己的嬰兒，便不會覺得那是重擔。有愛，付出就不會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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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的「碳積分獎勵」（Regulatory Credits, ZEV credits）制度，主要是透過州級或聯邦級的零排放汽車(ZEV) 規定，要求汽車製造商生產一定比例的零排放車輛（如電動車）。 若車廠未達標，就必須向其他零排放車製造商購買「零排放積分」，以符合環保規定；這項機制過去曾為特斯拉等零排放車製造商帶來豐厚利潤。

[2] 教宗方濟各（2016）。《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3] https://www.rinnovabili.net/environment/earth-overshoot-day-2025-humanity-uses-1-8-earths/#:~:text=As%20of%20today%2C%20humanity%20has,were%20living%20on%201.8%20Earths.

[4]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生態足跡之計算及歷年1994-2019比較/

誰在認真推動 SDGs？

　　自1980年代開始，社會大眾愈發關注漂綠的現象。所謂漂綠（greenwashing），是指企業為了塑造其品牌形象或產品形象，刻意地只報導對該企業或該產品有利的環保資訊，隱瞞不利的環保資訊。例如，生產紙容器的公司宣稱紙杯、紙盤不會產生塑膠汙染，卻對造紙過程中的砍伐樹木和水汙染問題隻字不提；製造晶圓的公司宣稱它已改善用水效率10%，卻隱瞞因為晶圓規格的升級，它的用水量已增加了20%。最近幾年，漂綠則「升級」為漂SDG（SDG washing）。

　　SDGs是聯合國於2015年九月訂定，2016年正式推動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內容涵蓋社會、經濟與環保三個層面的共同發展。聯合國將SDGs作為國際社會於2016至2030年間為促進人類福祉而努力的目標，並將政府、企業，甚至學校等組織均列為參與推動這些目標的行動者。因此，各大企業紛紛響應，其中固然有真心做好事的，但也不乏只是為了形象而「不甘後人」的。於是就產生了漂SDG的現象。

　　漂SDG就是一個企業以誤導的宣稱，使人高估該企業的SDG努力或成果。Williams et al. (2023) 舉出四種常見的企業漂SDG做法。[1]以下是這些做法和筆者所舉的例子：

　　一、未提供證據或指出採取了那些行動來達成SDGs。例如，企業在年報中宣稱其員工福利優於同業，卻未提出任何證據。

　　二、宣稱該企業在全部17項SDGs上都有貢獻。首先，聯合國的用意並未要求任何一家企業都要包山包海，實踐全部SDGs；而一家企業要面面俱到，照顧到全部SDGs亦不容易。所以，若某家企業宣稱它對17項SDGs都貢獻良多，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它是在漂SDG。其次，由於17項SDGs之間牽連複雜，當促進任何一個SDG時都可能對另一個SDG做成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減少產品製程中的廢棄物雖有利於SDG 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但卻減少了下游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的收入，甚至影響回收處理業員工的生計，不利於SDG 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這並非說企業不應減少廢棄物，而是當企業宣稱它透過減廢落實SDG 12的同時，若未考慮因此對SDG 8產生的負面影響而只呈現它對SDG 8的有利作為，便是高估、高報了它對SDGs的貢獻。

　　三、隱藏核心業務的不良影響。有些產業在本質上就是不利於生態環境或大眾福祉的，例如遠洋漁業若以捕捉大型魚類為主要業務，則會威脅海洋生態；石油產業若仍依賴勘探、開採、和銷售石油產品為業，則會加劇氣候暖化。而產業影響大眾福祉最典型的例子是製酒業和菸草業，這也是聯合國在SDG清單裡唯二點名的產業：SDG 3.5是「加強對濫用藥物包括濫用麻醉藥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預防和治療」，SDG 3.a是「酌情在所有國家加強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如果一家菸草公司對如何轉型或減少香菸中的有害物質絕口不提，只大談它如何濟貧或補助心臟病的醫學研究，那麼就是轉移焦點，是漂SDG。

　　以上這種避重就輕、轉移焦點的做法，不僅見於本質上有爭議的產業，也見於其他產業。以金融業為例，其核心業務雖無有害生態或大眾福祉的「原罪」，但有些金融業者仍會在其永續報告書中只列出有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的待遇與福利），不提不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經常需要加班，甚至連續多天加班到深夜）。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英文稱cherry picking，[2] 也是一種漂SDG。

　　四、將例行公事美名為對SDGs的特別付出。例如，一家清潔公司宣稱其因為維護許多公共場所的環境衛生，所以有益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也因為其為員工舉辦了多場在職教育訓練，所以有益SDG 4（優質教育）。但其實維護公共場所環境衛生是該公司的業務，是它本來該做事，雖對SDG 3有貢獻，但也沒甚麼值得大吹大擂的。而員工培訓除了是例行公事之外，也是為了公司自身的好處，而且這種培訓和SDG 4並不相符。SDG 4的目的主要有三：(1)有教無類，提供給所有人（尤其是經濟或社會上的弱勢人士）平等的受教機會；(2)終身學習，例如提升老人識字率，減少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digital gap）；(3)透過永續發展教育，促進大眾的永續行動。將SDG 4擴大解釋為對任何對象提供良好教育，若非有意的曲解，至少也是誤解。

　　上述的各種漂SDG問題，不僅適用於企業，也適用於任何標榜自己有實踐SDGs的機關組織。而以上最後提到的SDG受惠對象範圍，更是值得特別留意。因為SDGs的核心精神是不遺漏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也就是以弱勢（尤其是最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為最主要的行動對象。

　　例如，一家藥廠如要實踐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它不應只是研發更多、更有效的藥物。一則因為那本來就是它的本業，且是為了營利而做，二則──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此未必能幫助到那些需要藥物的弱勢人士。那些人可能仍無法負擔昂貴的藥物或長期的藥費。要實踐SDG 3，藥廠也應考慮免費贈藥給一些窮苦大眾，或讓經濟落後國家可以買到便宜的藥。

　　又例如企業在其社區範圍採取扶貧行動，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善舉，「有助於邁向」SDG 1（消除貧窮），但若企業和機關組織都一直只以其社區作行動範圍，就大概永遠無法「達成」SDG 1。這是因為全球有8.36億人處於極端貧窮（見聯合國有關SDG 1的說明），這些人大多生活在最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那裡的企業和政府往往無力或無心改善這些人的經濟與生活。如果我們的SDG行動從沒關注過這一群極端貧窮者，他們便可能永遠無法脫貧。

　　看完上面的解釋，你認為誰在漂SDG，誰又在認真推動SDGs呢？

參考文獻

　　Williams, A., Haack, P., & Haanaes, K. (2023). Putting the SDGs back on track.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1(3), 40–47. https://doi.org/10.48558/0DPW-ZM76

　　Kornieieva, Y. (2020). Non-financial reporting challenges in monitoring SDG’s achievement: Investment aspects for transition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1),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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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s et al. 在其文章的第43-44頁舉出三種做法，本文列出的笫一種做法則是該文在第42頁提到的。筆者認為它和其餘三種做法有些不同，因此還是把它分列出來。

[2] 有些學者──例如Kornieieva (2020)──誤將cherry picking和picking (或harvesting，或plu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混為一談。但前者是指透過偏差取樣，只呈現想呈現的結果；後者則指僅摘取長在低處的果實，也就是只嘗試容易實現的目標。為剛起步致力SDGs的企業而言，pi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無可厚非，不算是漂SDG。

書房進補(八)：Triple Bottom Line 該譯做三重底線嗎？

　　1994 年，倡議企業社會責任的權威 John Elkington 創了一個新名詞 Triple Bottom Line（簡稱 TBL或 3BL）。從此，這名詞在商管界廣泛使用；在華語世界這名詞被普遍譯為「三重底線」，但這樣的譯名也容易令人誤解。為正確理解 TBL 的意義，我們要清楚 bottom line 的意思和 Elkington 提出 TBL 時的原意。 

　　英文裡的 bottom line 有三種意思。一是最為人所熟知的「無可退讓的那條底線」，例如可接受的最低價格或最低限度的條件。二是指財務報表上最下面的一行或那一行的數字，也就是盈虧的數目、損益表的底線，或收支餘絀表上的「餘絀」。Elkington 的 TBL，是借用這第二個意思，而非指「無可退讓的底線」。

　　過去，企業的財務報表底線只會考慮財務上的利潤或盈虧，而 Elkington 則主張企業要同時考慮、兼顧經濟（非只財務）、社會和環境上的盈虧。尤其是企業不該再將生產活動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只顧企業本身的獲利。Elkington的原意亦不只是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方面的帳面平衡，更不能以一方面的獲利（例如經濟上的成長）來抵換（trade-off）其他方面的虧損。Elkington 提出 TBL的用意，一開始便是要促成資本主義的轉型。可惜至今，許多企業的執行長和財務長仍然竭盡全力要達成企業的利潤目標，對於社會和環境的目標卻少有如此的努力。他們雖或口喊著 triple bottom line，實際上依舊停在 single bottom line 的思維。

　　德國科思創（Covestro）公司的前執行長 Patrick Thomas 強調，TBL 對企業的要求是：在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層面的其中兩面前進時，至少不影響（損害）到第三個層面。Elkington 也認為這是所有企業該有的基本方針（default setting）。

　　釐清了 Triple Bottom Line 的原意後，我們究竟該如何翻譯這概念的呢？我想大致有兩個選擇。一是維持目前普遍的譯名「三重底線」，但要留意這裡不是指「無可退讓的底線」，而是綜合了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個層面的盈虧之後的結餘。

　　第二種譯法，就是依據 bottom line 的第三種意思，將 Triple Bottom Line 意譯為「三面向的綜合核心考量」。按 Collins 辭典的定義之一，The bottom line in a decision or situ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you have to consider；按劍橋辭典的定義，bottom line 也可指 the final result o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of a situation, activity, or discussion。譯為「三面向的綜合核心考量」或簡稱為「三面考量」，或許也可以避免企業只將社會和環境上的利益視為帳面上的數字，缺少真心的關注。

　　在使用 TBL 的英文全稱時也要注意，它的英文是 triple bottom line 而非 three bottom lines。 John Elkington 想強調的是，bottom line 只有一條，它有三個不可分割的面向：經濟、社會和環境，而不是這三者各自成一條 bottom line。這裡 triple 和 three 的差別，就像 double bed 和 two beds 的差別：前者是一張可睡二人的大床，後者是兩張可各睡一人的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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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有關TBL時原意，本文是參考整理自Elkington, J. (June 2018). 25 years ago I coined the phrase “Triple Bottom Line.” Here’s why it’s time to rethink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heres-why-im-giving-up-on-it

書房進補(六)：Stewardship 該譯做甚麼？

　　按劍橋辭典的定義，stewardship有兩個解釋：(1) Someone's stewardship of something is the way in which that person controls or organizes it; (2) care or management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詞典/英語/stewardship)。前者可譯作「管理方法」、「組織方式」；後者可譯作「照料」或「管理」。

　　但無論在目前的管理或環保領域裡，stewardship一詞通常均帶有盡責、悉心照料的意味。韋氏辭典的定義與此更為貼近，它對stewardship的解釋是：The conducting, supervising, or managing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the careful and responsible management of something entrusted to one's care.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tewardship) 簡單來說，就是對受人所託付的事物細心、盡責地管理，而非一般的管理而已。韋氏辭典並進一步舉例，說對自然資源的 stewardship 就是這個意思。

　　管理學上的 stewardship theory 將 steward 視為一個忠於組織最高領導人，凡事以組織利益為優先的管理者。因此有人將 stewardship theory 譯為管家理論或忠僕理論。而stewardship則有人將它譯為僕人領導──在《領導就是喚醒生命》一書中便是如此。在環保領域，環境哲學家DesJardins指出，許多宗教皆認為人類應該盡責地管理造物主託付給他們的自然資源，而stewardship就是以養育、保護的態度去對待大自然：

The idea of stewardship calls on humans to nurture and protect God’s creation and not to destroy it. (DesJardins, 2013, p. 43)

DesJardins 並進一步以聖經中的善牧比喻來詮釋stewardship 的概念。在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觀念中，一個良善、盡責的牧人不僅視羊群為資源，從中取得食物及羊毛，也會餵養、照料和保護羊群。以 stewardship 對待地球資源的人也是如此。因此，若在環保的文獻裡只將 stewardship 譯為「管理」，是無法反映這名詞的精神。

　　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曾針對生態議題發表《願祢受讚頌》通諭，該書的中譯本將 stewardship 譯作「負責任的管理」，是比較完整一點的翻譯。若要簡單一點，或許可譯為「管理保護」或「管護」。

　　總之，視乎脈絡不同，stewardship 可有不同的譯法。在管理領域，可譯作悉心管理、忠僕管理、忠僕精神；在環保領域，可譯作悉心管理、負責任的管理、管護、忠僕精神或善牧精神。

參考書目

古倫神父著《領導就是喚醒生命》。南與北文化出版，吳信如譯。

DesJardins, J. R. (2013).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Belmont, CA: Wadsworth.

書房進補(五)：Environmentalism 該譯做環保主義嗎？

　　並非所有 -ism 都要譯為主義。例如，heroism是英雄氣慨，patriotism 是愛國心。社會心理學裡的 altruism 通常是指利他心或利他行為。字典中對 environmentalism 最常見的解釋是「環境論」。它有兩個意思，一是指一個心理學的理論，主張人的行為主要由環境所決定；二是指一個針對人類發展（尤其是文化與智力發展）的理論，主張環境比遺傳更有影響力。無論何種意義的環境論，它的對立主張都是遺傳論（hereditarianism）。其次，environmentalism 可以指針對環保的倡議活動（advocacy）、社會運動（movement）或行動、行為，例如反汙染運動。在環境心理學的文獻裡，它往往是指環保行為，例如加入環保團體或做垃圾分類。總之，翻譯名詞時必須留意它的上下文；environmentalism 不應一概譯為環境保護主義。

不一樣的四旬期

　　今年三月一日是聖灰禮儀日，也是四旬期的開始。按天主教會的傳統，這是個需要特別加強祈禱、克己、守齋和善工的時期。這些傳統有其不變的目的，例如效法基督的苦難、準備逾越節聖事，以及為自己和別人的罪作補贖。[1] 但這些傳統在實行方法上卻一直演變。像在第七世紀時四旬期是完全四十天的守齋──除主日不守齋外，自聖灰禮儀日至聖週六均須守齋──現今教會則只要求我們在聖灰禮儀日及耶穌受難日（聖週五）守大小齋，和四旬期每星期五守小齋。針對四旬期的刻苦，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訂定的《禮儀》憲章更明白指出，「苦行的方式，則須按時代與地區的許可，以及信友們的環境去培養」（禮儀，109）。

　　既然實行方法可以改變，我們就該思考怎樣的四旬期苦行與守齋方式，能夠既忠於原來目的，又更貼近此時此地的情況。例如，守齋原本要求不吃禽畜的肉，只能吃海鮮及蔬果五穀。[2] 但現今海鮮可以吃得很豐盛，蔬菜有時比肉還貴，也有人平時為了瘦身而不吃肉；這時若一味要求不吃禽畜的肉，意義可能不大──少吃肉依然是一件值得鼓勵的好事，但不宜以此為「守齋」的唯一選擇，也不宜僅以此為滿足。

　　我們可以進一步趁四旬期期間，嘗試改變一些不太好的習慣，落實行為與心靈的守齋。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的一篇文章提出一些這樣的習慣，值得參考；這些習慣涉及的事物包括：菸、酒、咖啡、可樂、茶、網路、電視、影片（特別是有違善良風俗的）、電動玩具、手機簡訊、看漫畫、血拼（shopping）等。[3] 這其中，適度減少網路及手機的使用尤其適用於大多數的人。這些減少不僅可以讓我們騰出更多時間靜思或陪伴家人，更可以降低電子產品電磁波及藍光所造成的疲勞與健康傷害，真是一舉數得。即使暫停或減少使用臉書（Facebook），也有益健康。[4] 因此，我們不妨將減少網路及手機的使用列為今年克己行動的首選。

　　另一類值得在四旬期嘗試的克己行動，是響應教宗方濟的《願祢受讚頌》通諭，更積極地採取環保行動。在該通諭中，教宗呼籲我們「必須在『生活方式、生產與消費模式，及治理今日社會的權力結構』上作出重大改變。」(通諭第5條)例如，我們在購物時應有更審慎的態度，因為「購物永遠都是道德行為，而非只是經濟行為。」(通諭第206條) 在去年九月一日公布的《照料受造界祈禱日文告》，教宗更明白指出「破壞大自然的罪行就是損害我們自己和違抗天主的罪行」。而且，環保和社會公義是密不可分的。通諭中不斷提醒我們，當環境受破壞時就有人受到傷害，而基督徒不能漠視這些傷害。

　　義大利威尼斯的樞機主教曾呼籲教友，四旬期時把購買瓶裝水的錢省下來捐到泰國興建自來水系統，這類行動值得台灣的教會及教友參考。[5] 天主教香港教區為響應教宗的《願祢受讚頌》通諭，於2015年11月推出七類「地球天使行動」，鼓勵教友透過微小但實際的行動去保護地球，減少人類（尤其是弱勢族群）因環境破壞而受到的傷害。[6] 該七類行動中，節約、儉樸（指對社會及環境負責任的消費）、[7] 素食和關懷貧困這四類也特別適合四旬期。

　　我們甚至可以將環保及其他當前社會元素融入四旬期的拜苦路活動中。例如，天主教香港教區推動「環保苦路」已有多年，相關經文並由輔理主教夏志誠神父編撰出版，書名亦為《環保苦路》；有興趣的堂區不妨比照該書內容試辦。此外，台灣天主教修會會長聯合會正義和平組曾針對台灣的社會現況，諸如外籍配偶、新住民、家庭暴力等，編寫一份《現代人的苦路》經文。這經文深值推薦，下載網址是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column/Lent/2006CROSS.doc/view

　　希望以上的建議能拋磚引玉，引發諸位讀者的創意和行動，讓今年的四旬期更加落實其原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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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登載的《四旬期：復活節前四十日的準備期》一文；該文是參考趙一舟神父於1992年發表於《見證月刊》的《我們的慶節》文章而（改）寫。文章下載網址是http://www.catholic.org.tw/hnjesus/subjects/easter/total_40_days.htm

[2] 天主教的「守小齋」是abstinence from meat，而meat 在此是指禽畜的肉。

[3] 全文參見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column/Lent/fast

[4] 有關報導可參考2016年12月27日《自由時報》的「新研究指出，暫停臉書對您的健康有益」一文。

[5] 瓶裝水其實既花錢又不環保。生產600毫升（ml）的瓶裝水需要消耗17.5 倍水，過程中的用電量足以讓一部筆記型電腦跑 11 小時。

[6] 七類天使行動又可細分為70項具體行動，可詳見http://www.hkcccl.org.hk/laudato-si/eco_actions.pdf

[7] 任何消費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生態環境和一些人，例如一些生產棕櫚油的方式會讓紅毛猩猩絕種，許多金屬的開採會汙染礦地附近的土地與河川。所謂對社會及環境負責任的消費，就是要多瞭解這些消費的影響，並儘量選擇對環境及其他人友善的消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