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永續發展，你是認真的嗎？

　　現在政府、許多企業和大學都紛紛宣稱追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譯可持續發展），台灣的金管會更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自2025年起必須每年發布永續報告書。但是有多少人真正身體力行，落實永續發展的精神？

　　依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於1987年給的定義，永續發展是一種「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因此，當宣稱追求永續發展時，我們就等同默認自己對未來世代負有一定的義務，需要保障他們的利益。然而，當要面對這義務而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過得稍為節制與不便時，許多人卻感到責任太沉重，想退縮。要打破這沉重感，我們必須跳脫個人主義，重新肯定我們與他人是一體的；而要重燃這一體感，我們就必須先體認自己今天能享有的一切，都是有賴他人的付出。

　　我們今天可以享受安定、繁榮、健康的生活，都是有賴前人與當代人不畏艱苦的付出。例如孫中山先生建立了民主的中華民國，徐超斌醫師對台灣醫療的付出，陳樹菊女士對弱勢者的捐助，環保團體過去數十年的不斷奮鬥，以及千萬民眾的誠實納税。我們不要少看慈善捐助和誠實納税對社會的貢獻。若沒有這些，窮困者將病死街頭或被迫鋌而走險，偷搶拐騙，社會就無法安定繁榮。

　　今年九月，教宗良十四世譴責馬斯克（Elon Musk）等CEO的薪酬過高，助長社會的不公義，馬斯克則嗤之以鼻。的確，許多資本家認為他們所賺的都是他們努力而來的，是他們應得的。他們往往忽略，安定繁榮的社會基礎是他們獲利的根源。以馬斯克為例，他其實不是靠賣電動車致富，而是靠美國政府對電動車的碳積分獎勵致富，[1] 而獎勵的錢則是來自廣大的納税人，包括那些無法像資本家一樣有能力聘請會計師為其避稅、逃税的中下階層。

　　而且，像馬斯克這些資本家為何要累積十輩子、甚至是數十輩子都花不完的財富？如果不是為了過窮奢極侈的生活，他們要這多麼錢又有何用？一旦窮奢極侈，就必然有大量的過度消費，也必然減損、剝奪了其他人生活所需的資源──包括現代人和後代人的資源，尤其是那些食不溫飽者的資源。難怪前教宗方濟各會引用紐西蘭主教團的話提出質疑，說：「當百分之二十的世界人口耗用資源的速度，等於正在掠奪貧窮國家和未來世代賴以生存的資源時，『不可殺人』這條誡命有何意義？」[2]

　　當然，如果凡事要為他人設想、為後代子孫設想，的確會有些不方便。但我們之所以有今日方便的生活，其實是賴從前與現在那些不怕麻煩、艱難，甚至生命危險的人的慷慨付出。而且，人類的生態足跡早已超越地球應有的承載量。2019年全球的生態足跡赤字是1.1 global hectares per person，亦即除了目前地球生態承載力所能提供的資源外，平均每人還需要多1.1公頃具備「當年全球平均生態生產力」的土地才所能提供他所消耗的資源；這等於1.7個地球才能提供目前全人類生活與消費所需。（2025年七月，這數字已升至1.8個地球）[3] 換言之，我們已經在透支地球的資源；我們今天的生活品質其實有部分是靠借用未來世代的資源來成就的。以台灣為例，依李永展教授的計算，台灣「2018年的生態超限日為3月14日。易言之，在2018年3月14日台灣就已經將我國【台灣當年的】生物生產力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消耗殆盡，剩下將近九個月的時間都在超支其他國家或未來世代的資源。」[4] 因此，我們真的沒有責任為未來的世代做些什麼，例如節制自己的消費嗎？

　　負責任的消費，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ー；要落實它的確會為我們帶来一些不便。不過，有些事情我們習慣了便不會再感到麻煩。例如，當我習慣自備環保杯和環保餐具、少吃牛肉和不喝手搖杯飲料之後，這些都成了我的生活作風而非麻煩。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可以因為別人的快樂而自己也感到快樂，那麼許多的付出便不再是負擔。就如父母如能因為愛而不求回報地照顧自己的嬰兒，便不會覺得那是重擔。有愛，付出就不會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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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的「碳積分獎勵」（Regulatory Credits, ZEV credits）制度，主要是透過州級或聯邦級的零排放汽車(ZEV) 規定，要求汽車製造商生產一定比例的零排放車輛（如電動車）。 若車廠未達標，就必須向其他零排放車製造商購買「零排放積分」，以符合環保規定；這項機制過去曾為特斯拉等零排放車製造商帶來豐厚利潤。

[2] 教宗方濟各（2016）。《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3] https://www.rinnovabili.net/environment/earth-overshoot-day-2025-humanity-uses-1-8-earths/#:~:text=As%20of%20today%2C%20humanity%20has,were%20living%20on%201.8%20Earths.

[4]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生態足跡之計算及歷年1994-2019比較/

誰在認真推動 SDGs？

　　自1980年代開始，社會大眾愈發關注漂綠的現象。所謂漂綠（greenwashing），是指企業為了塑造其品牌形象或產品形象，刻意地只報導對該企業或該產品有利的環保資訊，隱瞞不利的環保資訊。例如，生產紙容器的公司宣稱紙杯、紙盤不會產生塑膠汙染，卻對造紙過程中的砍伐樹木和水汙染問題隻字不提；製造晶圓的公司宣稱它已改善用水效率10%，卻隱瞞因為晶圓規格的升級，它的用水量已增加了20%。最近幾年，漂綠則「升級」為漂SDG（SDG washing）。

　　SDGs是聯合國於2015年九月訂定，2016年正式推動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內容涵蓋社會、經濟與環保三個層面的共同發展。聯合國將SDGs作為國際社會於2016至2030年間為促進人類福祉而努力的目標，並將政府、企業，甚至學校等組織均列為參與推動這些目標的行動者。因此，各大企業紛紛響應，其中固然有真心做好事的，但也不乏只是為了形象而「不甘後人」的。於是就產生了漂SDG的現象。

　　漂SDG就是一個企業以誤導的宣稱，使人高估該企業的SDG努力或成果。Williams et al. (2023) 舉出四種常見的企業漂SDG做法。[1]以下是這些做法和筆者所舉的例子：

　　一、未提供證據或指出採取了那些行動來達成SDGs。例如，企業在年報中宣稱其員工福利優於同業，卻未提出任何證據。

　　二、宣稱該企業在全部17項SDGs上都有貢獻。首先，聯合國的用意並未要求任何一家企業都要包山包海，實踐全部SDGs；而一家企業要面面俱到，照顧到全部SDGs亦不容易。所以，若某家企業宣稱它對17項SDGs都貢獻良多，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它是在漂SDG。其次，由於17項SDGs之間牽連複雜，當促進任何一個SDG時都可能對另一個SDG做成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減少產品製程中的廢棄物雖有利於SDG 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但卻減少了下游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的收入，甚至影響回收處理業員工的生計，不利於SDG 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這並非說企業不應減少廢棄物，而是當企業宣稱它透過減廢落實SDG 12的同時，若未考慮因此對SDG 8產生的負面影響而只呈現它對SDG 8的有利作為，便是高估、高報了它對SDGs的貢獻。

　　三、隱藏核心業務的不良影響。有些產業在本質上就是不利於生態環境或大眾福祉的，例如遠洋漁業若以捕捉大型魚類為主要業務，則會威脅海洋生態；石油產業若仍依賴勘探、開採、和銷售石油產品為業，則會加劇氣候暖化。而產業影響大眾福祉最典型的例子是製酒業和菸草業，這也是聯合國在SDG清單裡唯二點名的產業：SDG 3.5是「加強對濫用藥物包括濫用麻醉藥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預防和治療」，SDG 3.a是「酌情在所有國家加強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如果一家菸草公司對如何轉型或減少香菸中的有害物質絕口不提，只大談它如何濟貧或補助心臟病的醫學研究，那麼就是轉移焦點，是漂SDG。

　　以上這種避重就輕、轉移焦點的做法，不僅見於本質上有爭議的產業，也見於其他產業。以金融業為例，其核心業務雖無有害生態或大眾福祉的「原罪」，但有些金融業者仍會在其永續報告書中只列出有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的待遇與福利），不提不利其形象的項目（譬如員工經常需要加班，甚至連續多天加班到深夜）。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英文稱cherry picking，[2] 也是一種漂SDG。

　　四、將例行公事美名為對SDGs的特別付出。例如，一家清潔公司宣稱其因為維護許多公共場所的環境衛生，所以有益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也因為其為員工舉辦了多場在職教育訓練，所以有益SDG 4（優質教育）。但其實維護公共場所環境衛生是該公司的業務，是它本來該做事，雖對SDG 3有貢獻，但也沒甚麼值得大吹大擂的。而員工培訓除了是例行公事之外，也是為了公司自身的好處，而且這種培訓和SDG 4並不相符。SDG 4的目的主要有三：(1)有教無類，提供給所有人（尤其是經濟或社會上的弱勢人士）平等的受教機會；(2)終身學習，例如提升老人識字率，減少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digital gap）；(3)透過永續發展教育，促進大眾的永續行動。將SDG 4擴大解釋為對任何對象提供良好教育，若非有意的曲解，至少也是誤解。

　　上述的各種漂SDG問題，不僅適用於企業，也適用於任何標榜自己有實踐SDGs的機關組織。而以上最後提到的SDG受惠對象範圍，更是值得特別留意。因為SDGs的核心精神是不遺漏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也就是以弱勢（尤其是最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為最主要的行動對象。

　　例如，一家藥廠如要實踐SDG 3（良好健康與福祉），它不應只是研發更多、更有效的藥物。一則因為那本來就是它的本業，且是為了營利而做，二則──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此未必能幫助到那些需要藥物的弱勢人士。那些人可能仍無法負擔昂貴的藥物或長期的藥費。要實踐SDG 3，藥廠也應考慮免費贈藥給一些窮苦大眾，或讓經濟落後國家可以買到便宜的藥。

　　又例如企業在其社區範圍採取扶貧行動，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善舉，「有助於邁向」SDG 1（消除貧窮），但若企業和機關組織都一直只以其社區作行動範圍，就大概永遠無法「達成」SDG 1。這是因為全球有8.36億人處於極端貧窮（見聯合國有關SDG 1的說明），這些人大多生活在最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那裡的企業和政府往往無力或無心改善這些人的經濟與生活。如果我們的SDG行動從沒關注過這一群極端貧窮者，他們便可能永遠無法脫貧。

　　看完上面的解釋，你認為誰在漂SDG，誰又在認真推動SDGs呢？

參考文獻

　　Williams, A., Haack, P., & Haanaes, K. (2023). Putting the SDGs back on track.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1(3), 40–47. https://doi.org/10.48558/0DPW-ZM76

　　Kornieieva, Y. (2020). Non-financial reporting challenges in monitoring SDG’s achievement: Investment aspects for transition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1),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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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s et al. 在其文章的第43-44頁舉出三種做法，本文列出的笫一種做法則是該文在第42頁提到的。筆者認為它和其餘三種做法有些不同，因此還是把它分列出來。

[2] 有些學者──例如Kornieieva (2020)──誤將cherry picking和picking (或harvesting，或plu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混為一談。但前者是指透過偏差取樣，只呈現想呈現的結果；後者則指僅摘取長在低處的果實，也就是只嘗試容易實現的目標。為剛起步致力SDGs的企業而言，picking the low-hanging fruit無可厚非，不算是漂SDG。

書房進補(八)：Triple Bottom Line 該譯做三重底線嗎？

　　1994 年，倡議企業社會責任的權威 John Elkington 創了一個新名詞 Triple Bottom Line（簡稱 TBL或 3BL）。從此，這名詞在商管界廣泛使用；在華語世界這名詞被普遍譯為「三重底線」，但這樣的譯名也容易令人誤解。為正確理解 TBL 的意義，我們要清楚 bottom line 的意思和 Elkington 提出 TBL 時的原意。 

　　英文裡的 bottom line 有三種意思。一是最為人所熟知的「無可退讓的那條底線」，例如可接受的最低價格或最低限度的條件。二是指財務報表上最下面的一行或那一行的數字，也就是盈虧的數目、損益表的底線，或收支餘絀表上的「餘絀」。Elkington 的 TBL，是借用這第二個意思，而非指「無可退讓的底線」。

　　過去，企業的財務報表底線只會考慮財務上的利潤或盈虧，而 Elkington 則主張企業要同時考慮、兼顧經濟（非只財務）、社會和環境上的盈虧。尤其是企業不該再將生產活動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只顧企業本身的獲利。Elkington的原意亦不只是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方面的帳面平衡，更不能以一方面的獲利（例如經濟上的成長）來抵換（trade-off）其他方面的虧損。Elkington 提出 TBL的用意，一開始便是要促成資本主義的轉型。可惜至今，許多企業的執行長和財務長仍然竭盡全力要達成企業的利潤目標，對於社會和環境的目標卻少有如此的努力。他們雖或口喊著 triple bottom line，實際上依舊停在 single bottom line 的思維。

　　德國科思創（Covestro）公司的前執行長 Patrick Thomas 強調，TBL 對企業的要求是：在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層面的其中兩面前進時，至少不影響（損害）到第三個層面。Elkington 也認為這是所有企業該有的基本方針（default setting）。

　　釐清了 Triple Bottom Line 的原意後，我們究竟該如何翻譯這概念的呢？我想大致有兩個選擇。一是維持目前普遍的譯名「三重底線」，但要留意這裡不是指「無可退讓的底線」，而是綜合了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個層面的盈虧之後的結餘。

　　第二種譯法，就是依據 bottom line 的第三種意思，將 Triple Bottom Line 意譯為「三面向的綜合核心考量」。按 Collins 辭典的定義之一，The bottom line in a decision or situ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you have to consider；按劍橋辭典的定義，bottom line 也可指 the final result o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of a situation, activity, or discussion。譯為「三面向的綜合核心考量」或簡稱為「三面考量」，或許也可以避免企業只將社會和環境上的利益視為帳面上的數字，缺少真心的關注。

　　在使用 TBL 的英文全稱時也要注意，它的英文是 triple bottom line 而非 three bottom lines。 John Elkington 想強調的是，bottom line 只有一條，它有三個不可分割的面向：經濟、社會和環境，而不是這三者各自成一條 bottom line。這裡 triple 和 three 的差別，就像 double bed 和 two beds 的差別：前者是一張可睡二人的大床，後者是兩張可各睡一人的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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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有關TBL時原意，本文是參考整理自Elkington, J. (June 2018). 25 years ago I coined the phrase “Triple Bottom Line.” Here’s why it’s time to rethink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heres-why-im-giving-up-on-it